一、从人文精神大讨论说起 前几年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当代文学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然而也可以说是比较不得要领的一件事。这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见出： 第一，究竟什么叫“人文精神”？讨论的双方始终不能给出一个明白的定义。主张重建人文精神者说，人文精神是一种“终极关怀”，这种“终极关怀”是很不容易找到的，“一个人往往一生都找不到。因此，这种关怀，经常体现为迷惘、焦灼的痛苦，但也往往以此体现了人的精神主动性——这正是伟大艺术的源泉。”（王晓明）反对者反唇相讥说：“中国压根就没有人文精神，你失落什么呀？又何须重建呢？你既没有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人道主义为主的人文精神，也没有美国惠特曼时期力倡自由民主的人文精神，那么你到底要“重建”什么样的人文精神？”（王蒙） 第二，尽管双方在人文精神概念上根本不能达成对话，然而一涉及这场讨论的背景，却是异常的一致（这也是讨论能够轰轰烈烈地持续好几年的原因）。双方一致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一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是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现在谈人文精神，谈文学的生成与发展，谈人文知识分子的位置，应有一个出发点与立足点，这就是顺应历史，不能脱离（更不能对立）市场经济这一时代大背景。” 区别在于，重建论者认为市场经济造成了人文精神的沦丧，因此主张在精神上要超越市场经济；而反驳者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对于人的关注，这种关注是包括了对于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的，因此与其说市场经济造成人文精神失落，不如说是市场经济比计划经济更符合人文精神。 第三，知识分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为。重建论者认为知识分子应该抵抗物质引诱，坚守精神家园。然而既然整个社会都已变得高度物质化，这种坚守便只能远离社会，处于非常边缘的状态。 反对者则理直气壮得多，既然市场经济的来临具有历史必然性，那么知识分子那一套不能吃不能穿的什么精神，便应该趁早收起。如据说在一场谈话中，李泽厚就认为人文知识分子百无一用，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厂长经理们；而王蒙则说，吃饱饭再谈人文精神，知识分子作用只能排在党和政府及企业家之下。 于是下面这些话语便代表了他们的一致意见： “一个粗鄙化的时代已来临。……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 “人文知识分子应该回到个人的经验领域之内。……对于经济技术社会的改造，人文学科已丧失其能力，人文知识分子必须从类似职能中退出”； “知识分子必须回到自己的领域获得自我确证，在自己有限的但又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范围内展开人生，并与现实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二、知识经济时代已经到来 说这场人文精神讨论不得要领，并不是指讨论各方各执一词，达不成共识，反倒是他们过于一致的方面，即关于这场讨论的历史背景的认证，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二是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 这就发生了一个疑问，这场讨论的背景究竟是“第二次浪潮”，还是“第三次浪潮”？ 固然，90年代初，中国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商业大潮，但是这只是历史表层所呈现的迹象，带有补课的性质，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已经在世界潮流的裹挟下，匆匆跨进知识经济的门槛。对此，除了那些自我封闭的文人外，几乎从上到下的人们都强烈感受到了。1988年，邓小平在两次讲话中分别指出：“世界在变化，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变化。……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而1989年，在北京的一次问卷调查中，普通市民中57.4%的人，而知识分子中有67.6%的人都同意“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的命题。 当时，我的文学研究工作也忽然溢出了固有的领域，写下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文字。1992年，我在《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意识？》一文中指出：要知道什么是文学的当代意识，就必先考察当代社会的性质—— 今天的时代已来到社会历史形态转折的伟大关头。……从有阶级以来的社会发展史料看，一种社会形态的内部通常包含有两大对立阶级，它们间的阶级斗争推动了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然而却不改变这一社会形态的性质。社会形态的根本演进有待于新的阶级产生，在奴隶社会末期是新兴的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末期是爆发的资产阶级。问题是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是否仍适用这一推论？我以为是适用的，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在形态上属于同一历史阶段。承认这一点，有助于克服那种认为中国缺乏资本主义阶段因而需要“补课”的思想混乱，就不会在社会主义社会发现一些资本主义因素便大惊失色，乃至一国两制之类的思想，都可在顺理成章之中。问题是现在有没有来到产生第三阶级以转变社会形态的历史阶段，这就需要考察是否出现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于是问题便十分明了：随着科技力量的飞速发展，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在中国，科学技术也正在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中国第一个科技百万元户的出现，其意义正不亚于春秋时代的“初税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