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德育是我们构建自己的德育范式的重要参照之一。我们对西方德育的学习经历了一个从排斥到推崇的变化过程。西方以科尔伯格的认知发展道德教育理论和拉思斯等人的价值澄清理论为代表的思维型的知性德育与我国知识型的知性德育[1]相比，有其独特之处：对学生道德自主性的尊重、对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等。但西方德育亦有其问题：重解决认知问题，轻解决行为问题；内容与形式割裂，只重品德的形式结构而舍弃了丰富的文化内容；远离生活世界，在虚构的“道德应用题”[2]中学习道德等问题[3]。只有在全面了解西方现代德育形成的原因（尤其是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全面而深刻的把握其特点和问题，才能有所参照，有所借鉴。 一 巴雷特在《非理性的人——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一书中引用英国19世纪诗人马修·阿诺德的论述，认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是推动西方文明的“两个最为灿烂的力量”，西方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些时候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世界应当在两者之间和谐而美满地达成平衡，尽管从未做到”[4](p.70)。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两个无可争议的源头，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两种不同文化的张力中发展、繁荣的。杜威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希腊重智，耶教尚情”，“一个以智识为道德的中心”，“一个以慈爱为道德的中心”[5](p.309)。巴雷特也认为希伯来人关心的是实践，而希腊人关心的是知识；希伯来人最终关心的是正确的行为，而希腊人最终关心的是正确的思想。“希伯来人因此把美德视为人生的主旨和真义，而希腊人则使之从属于智慧。”[4](p.70) 古希腊哲学根源于对象性的思维方式，旨在追求事物普遍存在的最终根源。对古希腊人来说，生活本身是变动不居的，但生活的真正价值应当在一个不容变动的永恒秩序中去找寻。这种秩序不是在人的感官世界里，而是在只有靠人的判断力才能把握的理性世界里。对于这一点，卡西尔有比较准确的概述：“在古希腊人那里，判断力是主要的力量，是真理的道德的共同源泉。因为只有在判断力上，人才是整个地依赖于他自己的，判断力乃是自由、自主、自足的。”[6](p.11)因此，由判断力得来的知识具有最高的价值，所以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在他看来，任何行为只有受到知识的指导，才可能是善的，“一切别的事物都系于灵魂，而灵魂本身的东西，如果它们要成为善，就都系于智慧。”[7](p.166)由此看来，人的品德是一种智慧，所以苏格拉底的基本伦理原则是：“正确的思想必然导致善的行为，错误的思想必然导致恶的后果。”[8](p.9)这一原则强调了“知”在人的品德中的支配作用，从而开启了西方重智的德性论传统。柏拉图认为人有四德，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智慧是四德之首，具有这种品德的人可做国家的管理者。在四德论的基础上，柏拉图还提出了“善的理念”学说，认为在世界上存在的许许多多善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个绝对的善，即“善的理念”。各种具体的美德，都是对“善的理念”的体现与分享。所以巴雷特认为“在柏拉图那里，理性意识本身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分离出来的单独的精神活动”[4](p.80)。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理性是人性中最优越的部分，是人类真正存在的依靠。在他看来，人类是理性的生命，因为理性“在最高意义上，乃是一个人的自我”，“发展理性正是发展整个的人性，发展整个的人性舍去发展理性之外别无他途。”[9](p.226)在这种人性论指导下，亚里士多德将人的美德分为智德和行德两大部分。智德包括智彗、理解和明智；行德包括节制和宽容。在二者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认为智德高于行德，因为智德体现人的理性，行德只体现人的意志，一般人都可以具有行德，却未必能有智德。智德是少数智慧、明智和知识丰富的人才具有的最优秀的德性。 古希腊哲人的理性思想，不仅体现在其哲学里，也贯穿在其教育思想和德育思想中。苏格拉底所倡导的产婆术教学法，其影响直至今日仍然不衰。由于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即知识，所以他在进行道德教育时运用充分的说理和追求智慧的办法，在他那里智育与德育是一致的。苏格拉底认为“思考是道德的关键”，“人类的头脑是通往真理的大门，对它的训练要有清晰的、准确的、无偏见的思想方法。”“假如一个人能掌握准确思考的方法，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并且主动地去做好事。”[10](p.61)由此看来，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基本上是一种思考性道德教育，是一种通过思维能力培养而进行的知性德育。柏拉图首先区分了欲望和意志学习与理智学习方法的不同，前者可用训练、养成习惯、环境作用等方法；后者要用数学来开启。柏拉图特别推崇数学，认为数学是从感性世界到理性世界、从具体到抽象的惟一桥梁。柏拉图因此主张，处于理智水平阶段的青年的教育内容是数学和辩证法。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教育就是为了理性，理性和理智性是道德教育的依据，“人的理性和理智性是本性力求达到的目的，因此公民的出生和道德的训练都应当依据它们来安排。”[11](p.22) 二 希腊文化重智慧、重理性的道德对西方文化的孕育与影响是内在的、深远的。雅斯贝尔斯指出，理性主义与个体自我的主体性(subjectivity of selfhood)和世界是在时间中的有形实在，是西方人成功的三大原则。[12](p.14)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直到现在的自由主义思潮，我们都可或隐或显地看到希腊理性文化的踪影。可以说，作为西方文明之源的古希腊文化，其影响贯通古今。就是在宗教色彩极其浓厚的中世纪，理性也未完全隐退。巴雷特认为，说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过渡是理性观念取代宗教观念，那是很不正确的，正好相反，“整个中世纪哲学，同现代思想相比，是一种‘无边无际的理性主义’。”[4](p.26)中世纪将人类理性象“酸性溶剂”一样运用于人间天上的所有事物。中世纪的哲学家把上帝作为形而上学的对象加以论述，用推理论证上帝和上帝支配下的世界，把信仰看成个人存在中的一个既成事实，然后尽可能从理性上对其进行解释。所以，“在整个中世纪，理性的位置——这在其自身中也许有点矛盾——一直是不容置疑的。”[4](p.97) 当然，中世纪毕竟是一个信仰的时代，“无边无际的理性”只不过是论证信仰的工具。启蒙运动就是要重新摆正理性的位置，将理性从信仰的压制下解放出来，并使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启蒙运动有两个精神维度，一个是个人主义，另一个就是理性主义。前者强调个人的目的性和自主性；后者强调对自己理智的自信和大胆运用：只要能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真理和正义就会获得支配地位。佛罗斯特是这样描述18世纪的：“一种持久的信仰正在增长：普通人也有能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自然科学就是引导人类认识环境的大门，人类理性则是判断真理与正义的标准。”[10](p.3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