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炮声，震撼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1919年，古老的东方古国怒吼了。“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旗帜。 中国的现代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 自那以后，如火如荼，宛如迅雷飚风的大革命风暴席卷着长城内外，大河上下。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中国的伟大影响，毛泽东后来在一篇题为《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曾作过这样的追述：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① 历史正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不仅拓宽了中国先进分子的视野，而且以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彻底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使得这些革命的先驱者们能迅速拨开迷雾而抓住事物的本质。 先是李大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专文。 1920年8月，陈望道全文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 中国现代的普罗米修斯们就这样开始了自有人类史以来的最革命最科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理论的传播。 然而，任重道远。马克思列宁主义毕竟诞生于完全不同于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历史条件中，它的中国化亦即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注定还要经历一段既漫长又痛苦的艰难历程。 更特别的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截至1919年，产业工人总数仍不过200万，而长期生活于自然经济中的小农却有四亿几千万以上，中国现代的工业城市就象被汪洋大海所紧紧包围的十几座小岛。由此可见，要把指导国际先进工人运动的伟大理论移植过来真是谈何容易！ 再加上完全不同的传统文化、领导者个人的素质等等条件，这就注定了中国共产党早年的盲目性和幼年性乃是必然的。 这就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以及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从中央苏区的大溃退！ 在中国人民革命的漫长道路上，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啊！…… 几乎很难令人相信，从党成立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夕的十几年，中国共产党竟然提不出一个完整而正确的纲领来！然而，事实却是如此！不错，从一大到六大，党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纲领，作出过一个又一个决议，其中确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正确的，例如对中国革命性质的规定、对革命动力的分析等，但中国革命究竟要走一条什么样的特殊的道路这一根本的核心问题和对将来所要建立的政体、国体的预想和展望，却不得不在生命和鲜血的悲壮探索中逐步获得。 值得人们大书特书和讴歌颂赞的是：中国共产党人终于在百折不挠前仆后继的奋斗中，找到了这条通向胜利和辉煌的道路。 二 我们就是在这个大的历史背景中来开始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考察和研究的。 如上所述，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党的文艺政策萌芽和孕育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我们不得不面对作为党的文艺政策诞生的前提条件还很不成熟的严峻局面。 但是，也应当指出，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富有战略眼光的仁人志士早在二十年代初期就开始探索这一重大的而且又具有特别意义的课题。 随着工农运动如暴风骤雨般的迅猛发展，革命文学挟着“五四”运动文学革命的余威也以锐不可挡的气势冲上了中国现代文坛。《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成立和《阿Q正传》、《女神》的先后问世，标志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伟大业绩。随着世界革命新形势和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文学革命也开始向革命文学的方向挺进。 要指导和规范革命文学的实践，首先应有革命的文艺思想和革命的文艺理论；其次还必须有革命政党制定的具体的文艺政策。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党连自己的总路线都还正在探索中，更遑论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了。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惨酷壮烈瞬息万变的革命战争环境里，关键是枪杆子，这就是后来毛泽东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在这样的条件下，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东西处于从属地位，还不可能提到党的日程上来，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十分自然的。既然自己没有文艺政策，党内、党外一些关心革命文学发展的有识之士，就把自己的视野和目光投向于已经取得革命胜利的伟大苏联就是必然的了。早在1921年建党前后，《新青年》自第8卷开始，即陆续译介了一些有关苏联文学发展状况的文章。如高尔基的《文学和现在的俄罗斯》（第8卷第2号）、雪瀛的《文艺和布尔什维克》（第8卷第4号）、卢那察尔斯基的《苏维埃政府的保存艺术》（第8卷第5号），接踵而来的还有沈雁冰译的《俄国文学与革命》，任国桢译、1925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苏俄的文艺论战》。在上述以及后来还陆续译介的有关苏联文学状况的文章中，苏联党对文艺的要求、指导，亦可窥见一鳞半爪。1925年，鲁迅翻译出版了《苏俄的文艺政策》，这是我国第一本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文艺政策的专书。1928年，冯雪峰又译出了日本的藏原惟人的《新俄的文艺政策》，两年后又译出《巴黎公社的文艺政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译介，当然对规范和指导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二十年代初中期，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邓中夏、恽代英也曾著文论述文学与革命的关系，并重点批判了当时文坛中那种脱离现实、为艺术而艺术、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其目的显然也在于调动一切可能利用的革命文艺的力量，为正在进行中的大革命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