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当前的文学创作来看，浪漫文学的缺席已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浪漫”作为一种艺术风格和批评术语悄悄地从人们的视野中隐退。与此相悖，传统深厚悠久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新兴的现代主义文学这些年来获得了迅猛的发展，并日趋融合相互渗透，持续几年而不衰的“新写实小说”就是范例。它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心理文学杂交的出色产物，现实的深刻性已直入生存状态、生命本能和潜意识的隐秘领域，它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走向在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上固定了一个不太宏亮但很沉稳的总基调，无意中也算是告别“浪漫”的一曲挽歌。 一、命运：“浪漫”在悬空的摇篮中夭折 “新时期”是一个极具历史性、政治性的概念，它代指了自76年以来中国当代社会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概念很快被文化、教育、经济、文艺等意识形态领域所沿用承认。“新时期”绝不仅是一个时间代称，它具有前瞻性、开放性、变革性和创造性的几大时代特征和特定内涵，应该说这样一个解放个性、推崇理想、鼓励想象和创造的社会大环境是浪漫文学滋生成长的肥沃土壤，而蕴藉浪漫情调的文学也是凸现“新时期”积极进取本质特征的最恰当的对应物。 从《班主任》、《伤痕》等作品来看，新时期文学还是从现实主义的路上沉重地起步的，控诉“文革”罪恶，批判极左路线和反思历史教训构成新时期文学早期的创作主潮。但随之而来的哀怨厚重的氛围日趋深沉和无法解脱也无意间形成了社会的惰性情结，其负面影响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工作重心转移到四化建设上的现实要求明显脱节。在文学创作徘徊不前的情况下，一种歌唱理想、眼光向前、贴近现实的“浪漫”已是不可避免和呼之欲出，它注定要为在痛楚之中泡得太久而厌倦的心灵送去一些温暖、激情和阳光。《人民文学》1979年7月号刊载的《乔厂长上任记》发出了一个文学可以“浪漫”的重要信号，它的出现标志着一种顺应时代、服从政治、植根于现实，并且极富“浪漫”风格的“改革文学”的诞生。蒋子龙、张洁、柯云路、李国文等人的小说一扫过去文学创作那种痛苦酸涩的表情，在揭示现实发展的未来可能中融入了更具前展眼光的新理性、新思考，将题材的现实化、人物理想化和情绪的浪漫化集结成一种强大的精神推动力，流露出鼓吹积极进取、振奋心智的主体意识。有的研评者把这种创作趋向归结为运用“两结合”方法而不同于单一现实主义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新的风格、新的气质”。 所遗憾的是“改革文学”的激扬文字仅仅是昙花一现的辉煌，尽管乔光朴、李向南、刘钊、郑子云、陈咏明这些形象是社会理想、正义和理性力量的化身，是理想人格、人性和人生的范本，但改革进程的艰难曲折以及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多少使人看到了形象的理想化和创作的浪漫化的幼稚和空泛，这些作品的理想亮色和浪漫与严酷复杂的真实生活情状比照的巨大落差不仅造成反讽，而且连作家自身所坚持的精神理性原则也要为之动摇而更弦易辙。逼近来看，之后的文学创作慢慢进入了一种新的沉重、悒郁甚至灰暗的状态，从“寻根”到“新写实”实际就是浪漫文学被迫退场并被淡化遗忘的悲剧性过程。当然，作为一种历史悠久、影响深广的创作思潮和风格，文学的浪漫也以艺术化而非“改革文学”的政治化浪漫的方式蔓入作家的个体独创之中，这也导致了新时期前期某些作品创作艺术风格上的抒情化和散文化，凸现作者在某一特定心境下的特殊情感，强调人的意识力量对自然存在的超越，象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杂色》、《海的梦》和张承志的《绿义》、《大板》等作品都表现出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的艺术品格，无叙述情节的完整交待，个体情感左右作品灵魂，从浓郁的诗意中流露出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意蕴，创造出了一种自标性灵、不愠不火的审美态势和积极人文精神。 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文学”和“新小说”倒是为浪漫文学的整体性复苏提供了一线生机，因为浪漫文学崇尚个性、非传统理性和超现实的基本内核都是与“先锋文学”和“新小说”的艺术指向相融通的。可惜“先锋文学”和“新小说”拒绝了浪漫的可能，它们的超现实并不是美化和理想现实，相反现实成了它们嘲弄、批判、搓糅和丑化的对象。除了在偏重夸张、虚构和想象等艺术技法与浪漫文学相似之外，它们更多地渲染失常、荒诞、神秘和原始蛮荒，并用极端的个人意识和非理性狂放来抵毁崇高、优美、正义、温暖和浅淡的感伤这些浪漫文学的特长，它们那种现代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是在比现实主义的冷淡还要残酷地碾压碎“浪漫”而铺筑的。 就一个整体性的创作潮流，较之“改革文学”的兴衰突忽，“朦胧诗派”等青年诗人创作中浪漫诗风的演化和丧失则更具悲剧性。就其前期作品来看，北岛的悲壮、舒婷的柔婉、顾城的感伤、江河的激越、杨牧的恢宏从不同的层面映照出浪漫和理想的光辉，他们呼唤真诚、勇敢和执着，追寻真情、理解和信念，歌唱友谊、爱情和大自然。他们这种浪漫完全不同于“改革文学”的政治化浪漫，它是以善美为最高准则的真正艺术化的浪漫，其超然现实、坚信光明理想的底蕴凸现了浪漫文学的精义——美的理想。江河将这种总特点概括为“过去——现在——未来，在诗人身上，同时存在，他把自己融入历史中，同富于创造性的人们一起，真诚地实现着全人类的愿望。”（《上海文学》1981年第3期）但是，“朦胧诗派”的浪漫毕竟也是社会变革初始期的冲动和热情，随着社会震荡反复和自身的解体，浪漫远遁，热情渐冷，其后期创作却表现了咀嚼现实后的苦涩和沉重，慢慢融入了80年代至90年代灰晦沉滞的创作大格局，象北岛的《磨刀》、《无题》，顾城的《吸烟》、《我们写东西》，杨炼的《众目》等有代表性的作品都不难看出理想破灭后的惨淡和灰暗，即便转向写散文的舒婷也在《硬骨凌霄》中冲淡了忧伤和纯情的柔婉，代之的是圆通、成熟的极强现实感。至此，浪漫文学的最后的一线理想之光终于消失在一片灰色、沉厚和冷凝的苍茫之中。 二、反思：由自身脆弱和外力重压导致的没落 浪漫说到底仍然是与现实对峙、抗争及其否定的产物，其要义是突出精神意识的主体作用来激活人们内心世界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改造现实的邪恶和失常从而创造合理完善的人类生活。但另一方面，浪漫也需要各个社会现实层面给予配合，既需要人们的精神需求的内在压力大于物欲的扩张，也要社会情绪不溺于计较现实得失的近视，社会的大环境也不能全然无序令人无所皈依，现时政治意识形态须与社会情绪相一致。这些条件的残缺都可能造成浪漫文学的衰微和消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