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的历史已达三百万年，这三百万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人类还处在真正的饮毛茹血的野蛮时代，只有到了这三百万年的最后一万年，才出现了新石器，又过了几千年，到了五、六千年前，人类才有了真正的历史。与漫长的三百万年的史前时代相比，史后的年代还处在童年。人类仍很幼稚。你没看见人类之间的互相残杀有增无减？战争狂人和丧失理性的狂徒甚至在偷运原子弹。据说“冷战”已经过去，但互相瞄准的能毁灭人类几千次的核武器仍然存在。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美国，每分钟遭强奸的妇女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而由于人类自身的软弱造成的吸毒和艾滋病，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蔓延。理性的毁灭象病毒那样也在中国扩展，市场经济象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给这块沉睡的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一方面，又象打开了的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盒子，魔鬼被解除了禁锢获得了它的自由。于是，我们看到了围观者对溺水儿童的冷漠和“观赏死亡”的这种世纪末的场景；我们看到了为了一点小事而乱杀无辜的疯狂；我们看到了在公共汽车上强暴妇女而无人敢挺身而出的懦怯和彻里彻外的自私…… 戴厚英说：“人啊！人……，”这种智者的感叹包含着多少历史性的内涵。人而为人，究竟属于什么样的物类？人这样发问，意味着人的理性在提升。历史就是这样昭示我们的。古希腊和先秦时代的贤哲就在试图回答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东方和西方关于人性的探讨绵延不断，并形成了人的理性自觉的一种历史传统。 然而，理性也以一种恶的历史形式出现。封建中国形成的一整套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与此相配套的唯圣思维方式，也是以理性的名目进入了历史并构成了有几千年历史的社会生活的内容。人在这种精神桎梏中生存，一方面人只能历史地如此生存，另一方面，这种现实构成了人的生存状态的真正异化境况。所以，当文艺复兴的大将们用人性的旗帜向这种“理性”发起历史的攻击时，它们被宗教裁判所的教主们斥责为“异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文艺复兴以后的二百多年，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一次高扬理性的时代，在理性的旗帜下，一整套以人、人的历史性确立为标志的价值体系与社会性行为标准被确立起来，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以人来代替神，以人的利益代替上帝的利益的时候的解放心态。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使人的理性力量得以巩固和加强。 相对于沉重的专制制度下的“理性”而言，中国文化史上的建设新理性的行程是本世纪初开始的。我们都看到了这建设的历程由于特殊的国情和历史条件，显得特别的艰苦和曲折。直到今天，也不能说路向已特别明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人作为理性的动物，确立科学理性的价值无疑具有不可动摇的合法性，正是这个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昭示出的信念，使我们今天执着地排除任何可能出现的精神障碍，朝着追求新理性的方向前进。 （二） 八十年代的中国精神历程，是以反叛为标记的。旧理性的沉重使中国的精神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倒退，甚至是荒谬。文化大革命，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非理性时代，一个对人类任何理性价值进行怀疑和反叛的时代，一个确立以疯狂和文明的颠复为精神座标的时代。“文革”最终企图确立的“理性”准则，是封建专制及原始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混合体。于是，历史必然地，而且是合乎逻辑地对其进行了“颠复”——1978年以来的精神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中国文化寻求新理性的自律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对理性的怀疑和否弃曾以最激烈的面目出现——进行非理性的破坏式的“革命”。刘晓波在文化上所进行的工作就是这样。但是，即使开放改革的十几年中都是刘晓波这样的声音，从历史的发展看，也只是极短暂的时间性现象，对一群并不成熟的知识主体来讲，这算得了什么呢？历史就是这样发展的，它不断地被“试错”，并在不断的纠错过程中，钟摆式地朝前发展。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是历史特性给我们惩罚，也同时是给我们的教训。从现实的社会状况来讲，十几年中，思潮与文化取向的极端倾向总是来回摆动，意识形态态势的“左”和“右”总是飘忽不定，这是新理性分娩前的阵痛和难产的抽搐，这是新理性的婴儿呱呱落地前的生命律动，这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好兆头。 终于，在深刻的断裂式的历史发展中，九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似乎开始冷静了。从社会发展取向上，激烈的反传统倾向（即文化激进主义倾向）得到了扼制，西化主义即使不说消声匿迹，也是偃旗息鼓。而同时，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古倾向也没有什么市场，人们开始在认可中国社会必须以开放的态势稳步发展的这个现实的同时，对文化建设的策略采取了一种更为明智、更为务实的态度：文化渐进主义立场，一种吸纳各方，综合大家的宽容而又稳健的立场，一种既不同传统中的保守与教条认同，又不脱离传统；既不采取“西方的月亮比东方亮”的心态，又不拒绝吸收西方文化的不走极端的第三种立场，这是文化建设的第三条道路，是在新的历史循环中的建设新理性的道路。 对这样的选择，八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者会斥责这种选择“保守”。同样，一些持保守立场的理论家对这种新理性建设的要求也会提出异议，他们看到的是这种理论建设的“离经叛道”的一面，是不守常规，无前人之鉴的原创性的一面。也由此，在各种极端倾向的多元选择和多元发展之中，在种种宣称多元主义而其实是“无元”主义的文化迷惘中，这种建设新理性的要求成了一种历史的呼唤，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