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村（以下简称北）：在对话开始之先，我们有必要对中国当下的文学作一番审视。当先锋小说作为最后一次被人津津乐道的文学现象逐渐消隐之后，中国就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值得评价的文学思潮出现。小说创作已转向个人化，就是说他们已不再有一个明确的话语对象，比如寻根派作家对着历史、早期先锋小说对着形式一样。现在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他在对着存在——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价值对象写作，但这众多的个别却构成了总体的模糊。刊物和评论界竞相推出所谓“新状态”、“新体验”、“新市民”等小说种类，这种更多表现为办刊策略的举动，并不代表文学真正的繁荣。显而易见，就连目前纯文学图书市场坚挺也仅仅代表商业上的成功。 谢有顺（以下简称谢）：在当前这种特殊的背景里，作家们很难有共同的体验。前些年，世界文学是我们的参照系，这主要是指着形式经验说的，中国作家由于缺乏超越价值这一背景，所以很难有西方作家那种痛苦体验，没有痛苦不就会产生好文学。中国文学走到这一步后，外面的东西很难再激起读者的热情，故“新状态”提出来，远赶不上“先锋小说”那样被关注；甚至连“新写实”也赶不上。世纪末文学只能表达新的精神，很难再表达新的形式，可这一点还没很好地被作家注意。 北：没有独立意义的形式问题值得讨论，形式总是与内容联系在一起的，一种文学的特征总是跟它赖以生存的价值背景有关。所以真正的文学思潮不可能接二连三地出现，即使在思想最自由的年代也是如此。所以目前这种文学上的沉寂是对作家有益的，这使得作家可能在一个问题上被试验：就是他是否能不被热闹的市场所代表的成功欲望引导，而沉浸在一种真正宁静的新状态之中，为缓解他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即面对自己的心灵写作。我想目前的情形表明，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淘汰一批非文学的因素，使文学更加纯粹。当然，真正的作家也将在这种复杂的格局中出现，我指的是那些将被文学史记住的恰恰又不是为了文学史而写作的优秀作家，与此同时，有另一些在商业上取得巨大成功的作家也将更多地出现。批评家将面对更复杂的文学态势，我预计基于后一种原因，有一部分评论家会成为单纯的书评家。 谢：我感觉，现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随便一个发了点作品的人，都被冠以“作家”的名称，使作家的队伍变得相当混乱。国外的情形比较合理，除了著名作家之外，其他的人都是文学爱好者。作家应该更少一些，刊物也应该更少一些，这样，文学才能纯粹起来。现在的环境有利于产生一批真正意义的作家。这种作家在社会的边缘，关注的却是中心问题。他们在物质上，可能是一个淡泊名利的人，但从精神上讲，他们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紧张的人。这种紧张有利于作家深入存在。从来没有一种有质量的写作是逍遥的写作，即便是后现代主义式的游戏，它与现实的那种紧张关系也仍旧没有被消解，只不过这是里面的紧张，不易被觉察而已。中国作家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外面游戏，里面轻松，唯独没有心灵。 北：或者说心灵已趋于麻木。什么叫心灵？如果不进行定位它会变得很模糊。在我看来，心灵就是良心，心灵体验就是良心觉醒的程度，即使是最绝望的文学也是良心被彻底摧残后的表现而已，没有一种文学是可以跟良心无关的，在西方，即便是虚无的文学，里面也具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感，而绝不是闲适与逍遥的，我称之为紧张的虚无。也就是说，虚无是不可接受的、是必须反抗的，但它是一个事实，你只能接受它时，就有了荒诞，正如加缪。我要批判的是，在中国你会看到，虚无在文学中不但不紧张，它可以被接受、欣赏，甚至卖钱，你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种文学。当然，并不是我们故意要紧张，乃是这种紧张是一个事实，所以任何伟大的文学无外乎都在描写这种冲突，没有这种冲突的文学就失去了最起码的品格，它能干什么呢？只能描写外面的遭遇。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许多中国作家是一些只能写遭遇的作家，他们津津乐道地回忆他们的历史和遭遇，一旦遭遇写完，他们的艺术生命就此完结，这个作家实际上已经死了。这在中国相当普遍。这里面有什么更深刻的原因呢？我告诉你，因为一个作家若没有一个信仰（有人称为终极价值）及有关冲突，那么他永远不可能有一个为他而言的重要问题，他关心的是遭遇，如果遭遇解除，紧张关系就解除，问题自然消失。我的意思是说，作家短命的原因是他那个问题不够重要，所以对这个问题的探查也不会持久。我以为，一个作家一生只有一个对他而言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终生困扰着他，他一直探查和体验，写出某种重要的作品。但是，我观察到大多数中国作家面前，并不存在这个重要问题，或者刚出现就因无法忍受心灵痛苦被迫被闲适和逍遥代替了。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甚至使人无法直接提出问题，或者问题在探讨途中进入一种紧张关系时突然被消解。这是作家兴衰的内在秘密。 谢：或者说，他们无法维持那一种紧张，往往到后面，一切都释然了。在我看来，文学的冲突有两种，一是经验的冲突，一是存在的冲突。经验的冲突是中国作家惯常的写作策略，是一种事件的冲突、情感的冲突，它构成了故事的表层，是文学的基本部分。文学的真正意义还在于有一种深层的冲突，就是我刚才说的存在的冲突，或者说是良心的冲突。这才是重要的问题：我意识到的存在与我希望的存在之间的冲突。并且，要找到这种冲突及人类之间的矛盾所在，这样的文学能引导人类的精神走向。 北：是的，是存在的冲突。为了摆脱无意义之生活，作家才有了写作，或者说写作应该表现这一普遍意义的问题。所以，我认为一个作家只有一个（对他而言唯一的）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不是两个，如果是两个，则另一个一定是不重要的，不必为它去耗尽我们的生命。我这样说是在提醒一个事实：一个优秀的作家不是做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对于他那一个重要问题，他必须终生体验和寻求，他的不同时期的作品只是他不同时期对那个重要问题思考结果的投射而已。我想只有在这个起点上才能开始对一个作家的评判，这也说明了卡夫卡与川端康成的区别不仅仅是处在文化背景和文风上的，更是存在上的。我没有丝毫意思要贬损艺术形式的重要性，我只是说我们区别一个作家与另一个作家、或者区别同一作家不同阶段作品的参照首先不是形式，而是他对世界的体验及对那个重要问题的理解，而他的艺术成就就是据此而产生的，二者其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他的“重要问题”，他已经丧失了成为一个优秀作家的前提，所以许多面目模糊、突然成功又消逝的中国作家，独立地讨论和估量他们的艺术成就是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