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的愤激、退却和困境——评〈柏慧〉》（郜元宝）与《恐惧与逃避——〈柏慧〉的‘反现代性’辨析》（张颐武）在《作家报》(1995.5.27)上的发表，再次有力地表明了文艺批评的独特语境。表面上，二文对《柏慧》极其作者张炜谈了些“得与失”，实际上这是两位青年批评家在呈示“自我的叙事”。诉诸于《柏慧》，他们完成了一次个人意味很强的批评话语的操作。同时也表明文艺批评发生的变化带有根本意义。 张郜二文在肯定《柏慧》价值的同时，特别指出了小说包含的矛盾。但这恐怕从两位青年批评家的理论背景上理解更容易找到原因。因为这是矛盾着的人文知识分子观念世界的矛盾表现，主体包含矛盾，同时客体也充满矛盾，这使得语言构成的矛盾充斥在《柏慧》与其评论的交互关系上。 郜元宝认为《柏慧》的“主导情感就是忌恨”。是“对自己曾经执着的价值立场的放弃和背叛，是从原先的道德理想境界大幅度撤退”，“道德上的退却甚至也带来艺术上的下滑。”“一部本来可以写得气概非凡的作品，最终成为充满个人恩怨、拉杂松散的义气之作。”希冀作家“一如既往地去寻找‘善的根本’。”吁请作家不要“失去涵容万有的大精神”。而张颐武则持很不相同的另一种见解：“这个绝对的崇高的‘主体’的建立是依赖对于‘现代性’的彻底的否定与拒绝，也是依赖对于‘理性’的彻底的否定与拒绝来实现的。张炜的有趣之处在于他的激进的否定‘现代性’的立场，无疑与许多狂放地追寻‘现代性的理论话语划出了界限，也是对于他本人在《古船》中的那种‘现代性’的立场的彻底否定。”但二文也具略同之所见：“一部神秘的启示录式的本文，一部断片式的心理历程的散漫的组合。”（张文）。《柏慧》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它只是作者的一份思想随笔。”（郜文） 张颐武认为：“这种独白的特点正是体现为‘我’的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主导、控制了这部小说一切部分。”其实，何止限于张炜在《柏慧》中具备如此‘独白’呢？张郜二文都是另外二份“这种独白”！ 事实上，他们三人均以自己个性化的话语的叙述参与了当前正在升温的“人文精神”大讨论。“立场、观点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就在对“人文精神”的不同定位和价值取向上。因此，《作家报》发表郜张二文的着眼点显然是对“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新的关注和深入展开；从《柏慧》及其评论这一现象本身来说，二文的“分析与批判”、“追问与反思”还是严肃认真执着的、有探究深度的；《柏慧》也显然是张炜写作历程中的阶段性标志，它本身的深沉和思辩，恰好为二文提供了深入探究的话语结构，尽管张炜对二文的评断很可能“不敢苟同”。但无论如何，这样的三极对话和“抵坜”本身却很有意义： 我们看到了《作家报》提供的一个精致然而相当典型的“人文精神”“对撞机”实验场。“对撞”平面交叉地发生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以及批评家之间。这是一种文艺批评和学术争鸣展开的正确而有效的方式，它以其富有的话语张力，推动着创作与批评的深入发展，显然值得肯定和倡导。 结论当然别有多重意义，首先，批评家有一种明显的批评倾向，喜欢将单部作品中松散孤立的片段和含义放在一起。原因在于它们揭示了长期蕴积的心理纠结、问题和态度。批评家借助于对它们的“分析和批判”，从总体上探究写作心理的原初统一性；其次，批评家常常并不愿意顾及单部作品是一个独立的整体，而将一个作家的全部写作当作一个整体来处理。以证明在这个作家的作品中显示的全部多元性密集，始终是一种独特的、一致的世界观。还有，我们再次看到：知识经验的不同发展模式及其发展过程反复证明；每一时代中都有一种对于当代思想界来说是很普遍的意识，每一个体作者的独特意识之间拥有一致性。而在这种共有意识之内，每个作家批评家的意识都显示出它的独特性。批评家阅读作品的目的是体验作家的意识模式，然后在批评家自己的写作中再度投射这种意识模式。批评家因此成为“意识批评家”，而“意识”又必然总是“意向性”的。这种“意向性”是构成批评的喜剧舞台的支柱。《作家报》以关于《柏慧》的讨论，引人注目地展示了其中一幕的这种支柱。这种展示虽然对于张炜来说，恐怕不得不放弃期待批评还原性地愿望，但确实推动作家批评家作为人文知识分子再次获得良好的机遇：直面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的问题；将知识分子的价值维系在文学艺术乃至全部精神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