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条渊源久远的概念，一个当前语境之中众目睽睽的中心词汇，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人文精神”这一字眼正频繁穿梭于众多论文和发言之中。诚然，如同以往时常见到的那样，持续的论辩并没有为“人文精神”带来一个公认的定义。至少在目前，“人文精神”还仅仅是一个“语义场”，这个字眼的涵义在许多人心目中颇有出入。这种状况同时引致非议。《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一文抱怨说，“人文精神”的涵义“并未得到明确的表述”。于是，这个字眼如同一个超验的神话，令人迷惑。 我曾经在另一场合解释过，某些关键词的功能意义可能上升至首位。“文化”这一概念的定义逾百，但是，这种分歧并不妨碍人们围绕“文化”谈论一批重要问题。与此相似，虽然理论家尚未共同签署一个“人文精神”的辞条，但是，“人文精神”的辞条，但是，“人文精神”所组织的一系列话题已经先行展开。这是否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个概念的潜在份量？ 这种情况当然和语境的转换有关，新的语境急速地将“人文精神”这一字眼推到前台的聚光灯下，使之成为主角。这一切甚至发生在概念的情理和考订之前。这样，人们必定想知道，“人文精神”在新的语境里面负有何种使命？ 政治话语的后撤和商业文化的崛起标志了一个新的语境到来。在这里，“人文精神”成为一批知识分子自我定位的旗帜。他们力图用这面旗帜抗拒市侩哲学的侵扰，并且号召知识分子在日益稀薄的学术空气之中守住自己的岗位。在许多知识分子看来，“人文精神”意味了一个高于专业内容的精神信念——这同时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对这个概念缺乏专业的严谨。也许，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为这一字眼的伦理色彩所吸引，一些知识分子可能通过这一字眼追慕意气风发的历史图景，一些知识分子力图从这里寻找矻矻终日后面更为基本的支撑。然而，不管怎么说，这个字眼的重现表明了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冲动：他们期望冲破实利主义的气氛，指向一个宏大的精神境界。在我看来，这种冲动并不是神秘的内心体验，人们不难从知识分子传统与现实状况之中找到这种冲动的依据。如果这种冲动与“人文精神”的初始涵义不尽相符，那么，它将有一个更为相宜的概念取而代之——这样的冲动不可能长期处于匿名状态。 不言而喻，商业文化的崛起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娱乐、消费、利润和控制、权力之间的连锁关系正在形成。这同样包含了难以否认的现实依据。但是，这并不证明，新的一元文化将在商业的赞助之下重新形成。如果商业文化形成主流，社会必须征集另一套相异的价值体系与之抗衡。这将避免人沦为纯粹的经济动物，沦为一个只有商业重量的筹码。目前，这项课题仍然责无旁贷地放到了一批知识分子面前，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认为，人性的自由和解放仍然是“人文精神”之中激动人心的部分。这一概念最初曾经表示，人们从宗教的统治下面挣脱出来，赢得了自主的空间；那么，今天它还可能被知识分子再度借用，表示这一批人对于金钱奴役的拒绝。如果意识不到利润和货币的强大控制，人们仍然只是对商业社会一知半解。 当然，这批知识分子不该封锁在“人文精神”的美妙辞句后面，背对商业文化和世俗气氛，闭目塞听。知识分子必须勇于同后者对话。可是，同样有必要强调的是，对话并不是超迎对方，唯唯喏喏；对话的意义之一是坚持自己的声音。在商业文化面前，知识分子没有必要自卑地掩饰自己的不同立场。经过福柯和德里达的揭示，中性和公允的位置已经不再存在。以“人文精神”为号召的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不惜成为目标；另一方面，“文化观望者”也不可能置身事外，躲入一个超然的荫凉地带。我甚至可以说，相对于商业文化和世俗气氛，“文化观望者”与“人文精神”之间的距离更近。“文化观望者”操持了一套“后现代”、“后殖民”的理论术语，这样的话语系统与商业文化、世俗气氛格格不入。杰姆逊、利奥塔德和萨义德在卡拉OK的包厢里面没有丝毫地位。事实上，坚持这些专业术语亦即为世俗摆出一个不愿妥协的话语姿态。 可是，《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一文指责“人文精神”是一种贵族式的优越，是“以专横的霸权姿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这让我感到了奇怪。在我的记忆中，“人文精神”并未在中国获得贵族的身份，它更多地与知识分子的长期压抑相辅相成。人们不可能这么快忘记，只有政治话语的操纵者才可能啤睨四方，炫耀话语权威，“人文精神”时常在昔日的政治话语中扮演反角。所以，当前的“人文精神”与其说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无宁说是来自边缘地带的反抗。如果想到“大众”与“知识分子”在昔日政治话语之中的相对位置，同时，如果确实了解知识分子在商业文化和世俗气氛之中的孤单无援，那么，人们又怎么能够轻易相信，知识分子已经享受过了指手划脚的傲慢——现在该到后台去歇口气了呢？也许，这里所产生的分歧源于基本判断的差距——对于知识分子的历史和现状。 另一个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是，《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在“后现代”和“后殖民”的理论视野中贬损“人文精神”，作者嘲笑“人文精神”已经“过时”，从而暴露了中国文化的“贫瘠”和“滞后”。这样，人们就不得不追问作者的前提：作者心目中，相对于“过时”和“滞后”的时髦、先进由谁规定？在我看来，目前“人文精神”的提出是个典型的“中国问题”、西方文化之中，后现代、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文化批评等锋头正健，“人文精神”并未在他们的语境之中成为注视的焦点。然而，按照“后殖民”理论的逻辑，中国文化又有什么必要亦步亦趋地追慕西方文化——譬如否弃“现代性”——从而将尖锐的本土问题弃置不顾呢？在“后殖民”术语的复述之中再度认同了西方中心主义，这样的尴尬的确令人难堪——究竟谁钻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圈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