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第一期《文学评论》发表的金元浦先生《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一文，提出了关于我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一些颇值得思索和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文章是有其学术价值的。其中最根本的是对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基本性质和历史发展趋势的认识问题。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和重视。那么，该文所提出的“范式转换”理论的内涵究竟是什么？我国当代文艺学发展和变革的本质与机制到底应如何认识和把握？本文拟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 《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以下简称《转换》）一文，其表层的意义是试图通过对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理论界定和历史分期，来说明提出“范式转换”论的逻辑和历史的必然根据。这当然是一种可行的研究问题的方法，但这里的关键是这种理论界定和历史分期是否符合所把握对象的实际。作者是以“我们面临着传统文艺理论的终结，面临着旧范式的终结”《论我国当代文艺学范式的转换》，以下凡引此文，不另注明）作为探讨问题的起因和出发点的，而且在引用恩格斯“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的论断时，似乎在说这种终结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具有同样的历史必然性。那么这种“正在衰亡的”“传统文艺理论”是指什么而言？作者并没有直接说出来，而是让读者循着他所勾勒的逻辑和历史的线索去解读其真正的涵义。 对于我国当代文艺学所走过的历程，作者做了这样的描述：“四十年代形成了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体系，五十年代定型为苏联模式的工具论、从属论的文艺学范式，到文化大革命发展为政治专制与文化专制的帮文艺的极左政治批评模式”。这种“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体系”或“文艺学范式”、“批评模式”给我国文艺学发展所造成的后果，是使“文学在历史和现实中呈现的多级多层本质被简单地规定为政治意识形态本质，文学失去了其作为文学的本体存在；是“以一统的权威的政治灌输方式形成的统一的（也是唯一的）文学共同体；”是让“这种范式作为一种唯一性原则制约、决定、甚至强制全体理论与批评工作者的研究活动”。作者为我们展现的可以说是一个没有真正的文艺，没有真正的文艺学研究，当然也就没有真正的文艺学的漫长的历史时代。那么是什么力量在规范和统摄着这个漫长的历史时代？谁才具有形成和管理这个“文学共同体”的“一统权威”呢？文章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政治哲学和阶级斗争学说的一部分，是那一时代党的文艺政策学和文艺管理学。它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的视点去决定、规范、统摄文艺，从而以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来代替对文艺自身本质的探讨。”“它是政治的文艺学或文艺的政治学”。这就告诉人们，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作为文艺政策学和文艺管理学而不是本来意义的文艺学而存在的，它揭示的并不是文艺自身的本质，而是文艺所体现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本质。它之于文艺研究、文艺工作者的关系也不是一种与文艺学观念和方法的自由契合和自觉认同，而是对维护“一统权威”的政策和法规的不容争辩的顺从和执行。就是说，那漫长的历史时代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可以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这里找到最终的原因。而且，直至今日这种状况仍然在继续着，作者对新时期以来文艺研究的一些情况做了这样的分析：“一部分人固守原有的范式……思维方式依旧，寻章摘句，演发微言大义的研究方法依旧，唯我独革的‘马列主义’教师爷的姿态依旧，甚至大批判的文风和社论式的文体依旧。”这里“依”的显然是前面所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之“旧”，而且再加上“‘马列主义’教师爷”的注释，其含义就显得更加清楚了。 上述分析如果与文章的原意基本符合的话，我们就可以对其所说的那个面临终结的“传统文艺理论”的真正所指，做出明白无误的判断了。它指的就是在我国当代文艺运动中，始终处于主宰地位的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并且是指它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发展的全过程，而不是它的个别结论和局部的发展阶段。这样看来，作者为《转换》一文所寻找的立论基础就大可以商榷了。人们不禁要问：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以及在它的指导下的我国当代文艺学研究的基本性质，单纯归结为“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体系”或“文艺学范式”是否科学？ 客观地说，在特定的历史时代的决定下，毛泽东文艺思想确实具有较浓重的政治化、社会化的色彩。对文艺的本质，它也尤为重视对其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揭示。而且，它的某些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和条件下适用的观点，当这些条件变化后却仍然被教条主义地推广和套用，甚至被推向了极端。因此可以说，在我国当代文艺学发展的过程中，“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如果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倾向，作为在一定的时间和阶段中所形成的相对固定的研究模式，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当作者把它作为一种文艺理论体系、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名词，并以此来涵盖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本质和全貌的时候，就明显地脱离了所把握对象的客观实际，而陷入了片面和偏颇之中。这可以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有关论述为例，作者是把“现实主义典型论的陈说”、把“形象性、典型性、真实性的概念体系”，作为“政治—社会批评”的范式来加以规定的，但现实主义的典型论在本质上却是一种古而有之的对再现艺术做以概括的艺术和美学理论，把它纳入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社会批评”范式，无论如何也是不妥当的。如果说毛泽东文艺思想注重现实主义的典型论，这恰恰说明了把毛泽东文艺思想仅仅归结为“政治—社会批评”的体系或范式，仅仅归结为“文艺政策学和文艺管理学”是不全面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虽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更多地表现出其政治—社会批评的特征，但它同时也注重对文艺特殊规律的揭示和概括，它对文艺的主客观关系问题，对创作主体的性质和作用问题，对艺术形式及语言问题，对坚持民族化与学习外国先进文化的统一问题等一系列基本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都做了科学的阐述，从而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基本理论框架和逻辑基础，为人们提供了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广阔的理论视野。然而应该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往往缺乏应有的探索性，这或是表现为仅满足于对它的介绍和描述上，或是表现为只限于把它作为文艺政策的条文来加以引用和解释，这就不能不削弱甚至损害作为科学的文艺学体系的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活力和应有的理论地位。这种后果，在《转换》一文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评价中已反映得十分明显。有趣的是，《转换》的作者同持上述倾向的研究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竟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当作者称“政治—社会批评的范式”把文学的“多级多层本质”，“简单地规定为政治意识形态本质”的时候，他自己却在做着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简单地规定为“政治—社会批评的文艺学范式”的工作。只抓住毛泽东文艺思想整体结构中政治—社会批评的这个层面和部分，并将其扩大和膨胀为绝对，这就是《转换》一文在思想方法上的基本特征。而由此所引出的研究成果，也就很难全面、完整地反映出所研究对象的客观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