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悲剧艺术是哲学的艺术。它所体现出来的形而上的理性因素具有多层面性，既有对人的本体层面的思索，也有对人的认识层面的反思，还有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关系的伦理层面的观照。本文从本体、认识、伦理等层面对悲剧的理性意味进行了考察。 悲剧艺术是哲学的艺术，悲剧人物的生命激情与生命历程的展开并不是人的非理性本能冲动，它所体现的悲剧意味总要交织某种形而上的理性因素，悲剧之所以被一些学者认为是艺术的“最高阶段和冠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悲剧作品包含哲人们无不津津乐道、苦苦求索的人生哲理，让人们从中领悟到深邃的生命价值及其存在意义，获取强化人生理想、价值的经验模式和生命激情。悲剧人物生命激情与生命历程显现出来的理性意味具有多层面性：既有对人的本体层面的思索，也有对人的认识层面的反思，还有对以人为中心的现实关系的伦理层面的观照。 一 早在古希腊，悲剧英雄俄狄浦斯面对斯芬克斯提出的谜语，作出了正确的回答：“人”。然而，人的本质是什么？人的生存价值在哪里？俄狄浦斯没能回答，这又成为历代哲人们力图解答、历来的悲剧作家苦苦求索的司芬克斯之谜。自古迄今的悲剧作品无不蕴涵着思考人的本质的理性意味。 悲剧艺术产生于人类童年时代，它与人们对人的本体的思考密切相关。那个时候，人的观念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维之中，无论是上面所说的神话中的斯芬克斯之谜，还是古希腊太阳神庙中的神谕，都标示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最初觉醒，表明了古代人对人的本质及其生存价值的思索。这种思索的内容突出地体现在神话、传说、史诗、戏剧等作品的悲剧形象身上。《创世纪》中的亚当夏娃的生命活动不仅表现了人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是一个充满七情六欲的生命体，而且显示出从他之成为人那天起，人的存在就面临着苦难的挑战，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悲剧故事客观上包含着对人的思考的理性意味。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成为古希腊哲学的中心，希腊智者认为人比其他存在更高贵，人是自己的普罗米修斯，他们是创造的中心。亚理斯多德被看作是哲学史上第一个把人定义为“理性的生物”的人。古希腊的悲剧作家把对人的思考自觉地融汇于他们笔下的悲剧人物的生命历程之中。埃斯库罗斯描写了许多强有力的、雄伟的、超人的悲剧形象，如《普罗米修斯》中的赫淮斯托斯，赫耳墨斯、大洋神和普罗米修斯自身，《报仇神》中的阿波罗、雅典娜等。作家描写的是神，却包含着对人的思考：相信人的力量，尊重人的意志，强调人的责任心和道德感，但又感到人的力量的有限，人的前途只能由命运来决定。索福克勒斯自认为是“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悲剧形象，表明他以对人的思考，特别是对理想的人的思考作为悲剧创作的基础。他笔下的悲剧人物有自己的坚强性格，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道路，这在《俄狄浦斯王》中获得最充分的体现。在《安提戈涅》中，索福克勒斯对人的力量赞叹不已：“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第二首合唱队）。同时，他又认为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这在他的悲剧创作中时有所见。欧里庇得斯被一些人描述成“舞台上的哲学家”，他笔下的许多悲剧形象──阿尔刻提斯、伊菲革涅亚、玛卡里亚等去死的时候都意识到生命的宝贵，自我牺牲的意义，显示出作家对人的生命价值的重视，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 悲剧艺术发展的兴衰同样受到人们对人本体思考的直接影响。如果人们的这种思考受到窒息，悲剧艺术的创造将受到扼杀，出现危机，反之，悲剧艺术的创作将随着这种思考的深化而出现复兴与繁荣。在漫长的中世纪，人匍匐在神的脚下，基督教残酷野蛮地践踏着人的本质、价值，人的一切统统由上帝安排，不允许人们对其本质、价值进行独立自由的思考。神学家圣·奥古斯丁竟然认为悲剧演出“使他充满了关于个人不幸的种种形象和导致热情的燃料”，“是一种可悲的疯狂”[1]。缺乏对人的思考的时代必然是悲剧艺术衰落的时代。因此，一千多年的中世纪，很难找到一部蕴含对人的本体思考、弘扬人的本质力量的优秀悲剧作品。文艺复兴时期，在那思考人、发现人、呼唤人的人文主义思潮激发下，悲剧艺术的创造空前繁荣，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文艺复兴之后的悲剧艺术发展同样与人们对人的本体思考密切相关，这里就不再具体论述了。 悲剧作家对人的本体思考制约着他们的悲剧创作实践，体现在他们的悲剧作品之中。有的作家把人的本质归之为理性，认为理性是人的主宰、动力和最终目的，他们在悲剧作品中就会努力揭示人的理性的本质特征。十七世纪新古典主义主张写人就要表现出理性这个最本质的东西，一切文章只凭着理性获得价值和光芒，因此，表现人的理性与理性的人成为新古典主义作家的创作原则。例如，在拉辛的悲剧《安德洛玛克》中，主人公身为女俘，仍不忘为亡夫保全遗孤，将来重建特洛伊城，当这一目的不能达到时，她宁肯牺牲自己的贞节，假如牺牲贞节仍不为理性所容，便毅然决定在婚礼举行后立即自杀。安德洛玛克有着强烈的感情，但感情始终受理性的支配，作品对那些丧失理性并成为情欲的牺牲品的人作了淋漓的揭露。新古典主义的其它悲剧作品也是如此，作品尽管写人，写人的情感，但最终都要表现理性的决定作用，人是理性力量的化身。有的作家把自由看作是人的本质，他们笔下的悲剧人物就会强烈地显示出人是自由的理性意志，这在西方现当代悲剧创作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萨特认为，人没有什么本质先于他们存在，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要具有怎样的规定性，完全要由人自己决定。但是，由于客观世界没有因果关系和规律，人在作出自由选择，作出决定时，也就因为无可适从而孤独无依，因而永远是苦恼的。萨特本人的不少悲剧性作品就包含了上述作家对人的存在与本质的思考。以《恶心》来说，作品主人公罗康丹对荒诞世界“深深厌倦”，他一面控诉“我在这个苦闷的世界的底层窒息”，一面又感到“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认为人的存在是多余的，无聊透顶的，“一旦你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你反胃，晕头转向，这就是恶心”。作品揭示了人们无法作出自由选择，不能不陷入孤独无援的深深苦痛之中的人生哲理。西方荒诞派的创作往往通过人的生存无意义的荒诞性表现出西方人对人类命运担忧、惶惑、疑问、不解的思索以及无法实现人的自由选择的悲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