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简述 本世纪前半期，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在西方美学界具有巨大影响。美国学者乔治·狄基（George Dickie）回忆说，1956年，当他开始在大学里讲授美学课程时，“几乎所有美学导论类的书籍都在书的开始辟出一章，解释审美态度的性质，并将之与诸如道德的、科学的和经济的等实际的态度作对比。”（注：George Dickie,Art and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乔治·狄基《艺术与审美：一个制度式分析》）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Press,1974,p.9.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谈美》等著作也采用了这种理论描述结构，这在当时的西方美学界非常流行。）而“心理距离”则是这种审美态度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取得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三条：第一是由于该学说与康德、叔本华美学传统的独特关系。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哲学美学经历了从审美趣味说逐渐向审美态度说的转变。康德、席勒和叔本华的美学，清楚地显示出审美态度说产生并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注：参见George Dickie,Art and the Aesthetic:An InstitutionalAnalysis,pp.53—77.狄基在该书的“审美的起源”一章中， 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十八世纪在洛克影响下的英国三大趣味论者哈奇生、博克和休谟的思想，进而讲了康德论证趣味对象的主观性（目的形式部分地依赖于经验着的主体），从而成为审美学说的一个转折点。席勒以感性和形式两种冲动之间的平衡来建构美学，似乎是在说明“一种意识状态是最重要的，美是那种状态的功能。”但他认为，席勒的思想没有完整的体系。叔本华则把注意力完全放在观看方式的转变上，对于叔本华来说，美是审美观照的对象，因而是由一种意识状态决定的。一个纯粹无欲之我才能够观照到柏拉图式的理念。由此，形成了一种完整的审美态度说。）这一哲学发展过程为布洛学说的产生和美学界接受这种学说准备了条件。布洛距离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用一种简明、形象而直接的比喻说明审美感受。读者无须去理解和适应一个庞大而晦涩的形而上学体系，再把自己的感受纳入到这个体系的框架中去；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接受布洛所提供的一两个鲜明而生动的例子（如海上遇雾，袭击戏台上的坏人，嫉妒的丈夫观看《奥塞罗》等），并根据这些例子体会和理解一条原理（“心理距离”），进而将之运用到艺术和审美的各个方面。由于这种特点，布洛的思想很容易为哲学美学圈子外的一般艺术评论家和普通读者所接受。 第二、布洛似乎解决了当时困扰美学界的一个大问题。美的对象是多种多样的，而美学作为一个学科，总希望能为之找到一个普遍适用的原理。自从费希纳提出“自下而上”的方法以后，过去那种求助于思辨哲学的做法已不灵了。旧的被破除之后，人们对新的东西产生了一种期待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保存了哲学的部分结论，又兼容当时追求科学性的时代潮流的思想最能赢得人们的共鸣。布洛一方面同意美的对象的多样性，承认不可能在它们之中找到共同因素：但同时又坚持在多样化的审美活动中寻找“公约数”或“公因数”。他认为，这种“公因数”不应在对象中去找，而应该在审美心理中去找（与布洛相反，克莱夫·贝尔则在对象中找，找到了“有意味的形式”）。由此，他创造一个了可以对之进行多种多样解释的“心理距离”概念，这在当时具有挽救美学这个学科的含义。 第三是他对美学的“准科学”态度。布洛主张在美学领域采用科学方法。他自己就做过多年的审美心理学实验。（注：例如在1905 年至1908年间，他做过大量的有关色彩欣赏的试验，并分别于1907，1908 和1910年在《英国心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三篇有关这方面成果的研究报告。）但是，在一个心理学仍不成熟的时代，严守当时的心理学方法不会给他的研究带来什么好处。当时最流行的是行为主义，讲的是“刺激—→反应”和数据统计，和美学似乎根本沾不上边。布洛对这种方法进行了批判，坚持更为传统的内省心理学的方法。（注：参见EdwardBullough,The Modem Conception of Aesthetics（《现代美学观念》）一书，这是他在剑桥大学讲演美学的讲稿。见 Edward Bullough,Aesthetics:Lectures and Essavs（《美学：讲演和论文集》）London:Bowes & Bowes,1957,第1—89页，尤其是第57页。同时参见ElizabethM.Wilkinson在编辑布洛的书时所写的引言，同上书，第xxvii页。）尽管如此，他的试图使美学科学化的意愿，仍然给当时的学术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三点都是布洛在当时获得成功的原因，但也同样是这三点，使他的理论在日后遇到了麻烦。 在中国，“距离”说的影响主要归功于朱光潜先生的介绍。在朱光潜早期思想中，“距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查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几乎每一章都有“距离”的影子。（注：“距离”在《悲剧心理学》中占据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该书的第二章，他复述了一些布洛“距离说”的基本概念，并认为这些概念是对包括康德、叔本华、克罗齐、立普斯等等他所说的“欧洲美学思想的主流”从心理学角度进行的补充和修正。在该书的其它一些章节中，朱光潜多次提到“距离”，并运用这一学说解释各种理论问题。例如，第三章中讲“距离”使“仅仅可怕的东西变得具有真正的悲剧性”，第四章讲用“距离”来调节悲剧欣赏时的道德同情，第五章讲巴尔札克的《高老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等书“把痛苦和恐怖描写得细致入微”读后“很少会感到胸襟开阔”，而不象《李尔王》，《哈姆雷特》和《麦克白》那样“用辉煌壮丽的诗的语言去‘形成距离’”。第六章用“距离”来解释悲剧人物应在道德上“黄金中庸”，即成为“不太好”也“不太坏”的“白璧微瑕的好人”。如此等等，“距离”的概念在以后的各章中不断出现，被用以批判弗洛伊德，说明悲剧快感的本质等等。）在《文艺心理学》和《谈美》中，“距离”都是构成他的美学思想框架的核心概念之一，并曾在《文艺心理学》中用“距离说”来批判“移情说”。（注：《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在《诗论》等著作中，包含着一种经他引申发挥了的“距离”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56年发表的《我的文艺思想的反动性》一文中，表示要“把自己的思想上的陈年病菌彻底清除掉”，对包括“魏晋人”的人格理想和克罗齐、立普斯等几乎所有他过去介绍过的西方人的美学思想，都一律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唯独对“距离说”仍情有独钟。朱光潜说是他自己歪曲了这种思想，而这思想本身则“并非没有一点道理”。（注：见《美学问题讨论集》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1—35页，特别是17—18页。）在觉今是而昨非， 仿佛前半生都是白活的情况下，仍不忘为“距离说”作辩解，对此说的信奉程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