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的权威性

      相信并且实践“文学的权威性”到底意味着什么？被称为在文学”的文本从哪里获得其权威性？权威的源泉、基础和保证是什么？谁或者什么东西能够证明它并为它负责呢？作者？读者？上帝或者某种超自然的力量？该作品所摹写、参照或者真实再现的某种先验性的存在？或者，一部作品也可以自成权威？那么这一“自成权威”又意味着什么呢？所有这些赋予文学作品以权威的方式在西方文学研究的传统中都曾有过一定的影响，但又常常众说纷纭，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

      在我小的时候，我不想知道《瑞士家庭鲁滨逊》还有一个作者：更别说该书的原作是德语而我读的是译本这回事了，我不想知道扉页上的名字标明的是撰写了这本书的那个人。我不认为它是“虚构之作”，我也不认为这本书摹写了外界的历史现实。对我来说，那些书页上的文字简直就像一种神奇的处方使我能够到达一个只有通过那些英语单词才能够到达的先验的虚拟的世界。对我来说：作者就从来没有存在过，它也从来不是作品权威的源泉和保证，而只不过是二个先验存在的隐形世界的介人者以及到达这一世界的透视窗。

      马塞尔·普鲁斯特也像我一样，对文学作品所营造的“世界”情有独钟。但是，他对谎言也给予了同样的肯定，包括文学作品中的谎言。还有，他认为同一位作家的不同作品实际上营造了同一个只属于那位作家的独特的、自成一体的世界。类似的话也有别人说过，我们可以在普鲁斯特和另外两个类似的说法之间做一个对比。亨利·詹姆斯在他的《金碗》前言中说，他所谓的小说之“显而易见的事情（先验存在的、构成小说之原材料的虚拟世界一译者注）”独立于它的符号即文本所使用的语言之外。雅克·德里达，在《论文时间》中说，一部文学作品所指涉的世界先于作品而存在，而且即使这本书的所有版本都在这一观点尽管有点使人迷惑不解，但它却可以从普鲁斯特、詹姆斯和德里达这些风格各异而又令人费解的大家的作品中找到支持。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相对来说，这种概念在近些年来获得的支持并不多，不管是来自哲学家、理论家还是普通读者。

      在当前较为流行的关于文学权威性的思想观念原自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长久以来互相矛盾的传统。亚里士多德以悲剧为例，论述了文学作品蕴含在它所服务的社会中，并且发挥着实实在在、切实可行的作用。他认为，悲剧的权威并非来自于它的作者，而在于它利用人所共知的神话构筑成一种复杂的体系，深深地植根于它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之中。

      亚里士多德关于诗学权威的思想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文学理论建构中仍然有一定的影响。文学之权威源于它的社会功用以及读者、新闻工作者和批评家们所赋予它的价值和功能。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左。柏拉图对诗学提出了两种观点。在《伊安篇》中，诗人被看作危险的吟咏者，而上帝或者某种神灵正是通过他们的嘴来对公众发话。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了另外一种更加充满负面意义的诗学概念，这种概念也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柏拉图认为，诗歌确实拥有权威，但它们是极端邪恶的权威，所以必须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我的耳边至今还回响着我母亲敦促我停止阅读出去玩耍的声音，普鲁斯特——一位像我一样痴迷于书的人，也受到过同样善意的告诫。现在的孩子把所有可供支配的时间都花在了电脑游戏上，他们无异于当时处于印刷文化鼎盛时期的书虫。电脑游戏是另一种虚拟现实，尽管电脑游戏与书籍之间的差别可能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大，但我们这些经典之作的忠实读者可能仍然会断言，这些绝对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虚幻世界。

      而罗兰·巴特必须努力才能把作者踢开，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赋予文学作品权威的是站在幕后的作者。大量的传记研究业以及畅销书的写作，从塞缨尔·约翰逊的《诗人轶事》一直到最近某些经典作家乃至非经典作家的“权威性传记作品”，都证实了这种观念，即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作者来更好地理解其作品。

      那么，作者是怎样使读者迷恋上它所营造的虚幻世界而使他的作品拥有这种浮华虚夸的权威呢？答案是：作者特意而且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独具魅力以诱发读者的兴趣和痴迷。

      亨利·詹姆斯描述了作者为了产生这种魔术般的力量所做出的努力，也就是使读者相信这种不真实的、虚幻的生活的施为权力。我对文学之被赋予权威的各种方式的探讨，在詹姆斯的帮助下，现在终于达成了一种观点，即文学的权威性源于语言艺术的表演性使用，语言的这种使用使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的时候对它所营造的虚拟世界产生信赖感。这种说法所引发的问题是，它切断了作者与其作品的联系，这一点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可思议。阅读詹姆斯的《狮子之死》和《地毯上的影子》时，可以了解到这些故事所营造的虚拟现实；但读者永远不会知道，这到底是不是詹姆斯的初衷。如果每部作品都是独特的，那么它的施为性效果也一定会是独特的。更进一步地说，作品的施为性效果与作者的初衷以及与其相关的知识无关。言语行为理论之父J.L.奥斯汀对这种分离已经有所预见。他曾经试图在言语行为的“恰当性(felicity)”与发出者的主观意图之间作一区分。在我这样说、并且写下这些东西时，我所想的就无关紧要了。它们所具有的影响一定会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