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也许有天壤之别。后结构主义那些大师们崭露头角时大都被当成结构主义者。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60年代后期开始的反结构主义的那些“结构主义”思想，可能开启了思想史上另一个时代。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一个关于结构主义的讨论会上，年轻的法国学者德里达出人意料地攻击结构主义，并对列维—斯特劳斯展开追根究底的批判。结构主义在它的鼎盛时期就孕育出它的掘墓人，在随后的思想多变的日子里，整个20世纪后下半期，人文学科终于在后结构主义这块无边而且无底的地盘上，展开了随心所欲的思想游戏。 “游戏”（Play）这一概念在日常生活领域似乎意指着不认真、不严肃和任意的态度，但在思想领域中，它不过意指着一种无限的自由状态。德里达正是通过发掘文本内在的差异性因素，打破了结构主义的中心和秩序井然的文本等级制度。语词自身的无限差异关系，激活了文本的无限可能性，从而使意义处在一种自由的游戏情境。“游戏”这一概念反映了60年代后期，激进主义盛行的年代，思想界对打破传统秩序和思想封闭状况的渴望。被称之为后结构主义的那种思想，既艰深晦涩又自由挥洒，没有任何一种思想体系能够把锐利的颠覆性力量与思想繁复深奥结合得如此天衣无缝。也正为此，后结构主义就不仅只是某种知识体系，它同时是充满活力和变数的思想库和工具库。在20世纪后半期，各种各样的知识流派和思想体系——这些流派经常以反后结构主义的面目出现，如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以及最近发展为超级学科的文化研究等等，都与后结构主义结下不解之缘，它们本质上不过是后结构主义的旁枝横逸，或者是在攻击后结构主义的理论活动中才获得新的理论资源和动力。 试图把后结构主义理论加以体系化、完整化和系统化的处理都要冒很大风险，后结构主义大师们都是一些独一无二的思想开拓者，福科、德里达、巴特、拉康和德留兹等人，他们无不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打开崭新的思想空间。但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不约而同以语言学为思想资源，他们都具有异端的特征，反抗整体性和打破等级秩序，以哲学或形而上学历史的怀疑与颠覆，专注于文本阐释，以一种晦涩的文风写作等等……，都显示出共同趋向，也在创造一种趋势。他们的观念、立场和方法，把哲学以及文学研究引到一个全新的道路上。与其说这些人创造了一种历史，不如说历史创造了这些人。六、七十年代的法国思想界的这场突然的转变，乃是社会革命在语言学或思想领域的翻版。1968年的五月风暴不过使这场转变显得更为合理和必要而已。 80年代风行中国学界的是存在主义、尼采和弗罗伊德这种更具人文倾向的西方思潮。但结构主义也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一批年轻学者，看上去它像是思想开拓的必然延伸，而实际上，它更像是思想避风港。80年代上半期的中国学术界一度对方法论感兴趣，这除了试图摆脱既定的权威思想体系和学术规范外，更重要的在于，方法论没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不管是赞同还是反对，它都有抽象的形式主义的外表。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审慎流行，实际上是人们寻求思想避风港的替代空间。这也是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特征决定了它的暧昧位置。一方面，结构主义是西方比较新近的思想理论，它的晦涩难懂就是对智力的严峻挑战——这本身就具有理论的激进倾向；另一方面，它又没有明确的思想针对性，与权威意识形态不构成直接的冲突，这适合人们在屋檐底下弯着腰作业——却足以制造起跑或者俯冲的假象。结构主义本质上也许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相左的思想方法，它过于繁复琐碎，很难在习惯于简单明晰的中国学界流行起来。同时它缺乏强烈的思想冲击力，对怀有意识形态冲动的青年学人来说，也难以保持持久的热情。这也就是为什么结构主义在80年代中期有过短暂的流行而迅速退潮的原因。相比起后结构主义来说，后者显然更多思想意识内容的容量，后结构主义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有可能发挥持续的作用。而结构主义则只能是一个过渡，一个思想暧昧时期的间歇。尽管如此，理解结构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依然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有时候，正是那些历史间隙蕴藏着未来变革的思想能量。 后结构主义进入中国学术界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主要是以翻译评介展开研究。后结构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并不构成主流学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被主流学术排斥的那样一种流向。尽管只有少数学者倾向于运用后结构主义知识建构新的理论基础，但种种迹象表明，后结构主义越来越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知识体系。它所具有的启示录式的意义，它的方法论所带来的观念和立场的改变，一句话，它所具有的知识再生力量，使它正在成为当代学术建构的新的根基。尽管这种建构已经显得迟钝，或者说如同亡羊补牢，但它确实点燃了当代思想残枝败叶，使当代人文学科勉强以一种昂扬的姿态应付最后的节目。 虽然具体运用后结构主义理论来分析阐释中国的历史现实的研究尚不多见，也未形成气势，但后结构主义理论深深地影响了80年代后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的中国学者，他们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运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资源，或以此调整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立场，把当代中国的学术话语推进到一个比较复杂而有深度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