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发轫至今，其间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有文学自身的原因，更有社会的原因。从根底上探讨，是产生这一文学形态的社会环境，促使着文学作适应环境的这样或那样的抉择。这种变化从表面上看，是文学中的人做的，但他们的背后，却站立着一个巨大的隐身的提线人——这就是独特而多变的中国社会。 我在许多场合都讲过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基本表现形态，以及这种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转变。对这种转变的简约的表述就是：文学革命——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这样一个线性的发展轨迹。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从革命文学到工农兵文学，这些文学形态各具特质，但又有内在的关联。这个文学运动的规律以及对这一规律的命名，现在已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同，除了具体评价的差异外，大体上已经没有大的争论了。但是，对这种变化的形成及其过程的研究以及理论性的总结，则远远落后于已发生的事实。 五四新文学革命的性质，在它诞生之后不久，就发生了颇大的歧变。究其根由，则是文学思潮受到了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这既与中国文学具体的生存状态有关，也与当日世界总的潮流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工人运动的兴起以及左翼理论的广泛传播，极大地鼓舞了一直被内外危机所笼罩的中国社会。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成为接受并积极推进这一思潮的先行者。于是开始了改变五四新文学运动历史的实践。 中国文学对于激进思潮的认同，当然与近代以来改变中国之命运的总体追求有密切的关系。这就是说，不论上述那种改变导致了什么样的后果，对于中国人来说，它总是可以理解的——它总与改革旧文学的与世隔绝状态，总与增进中国文学在建设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最后以改进国民素质的初衷有关。通过文学达到新民强国的功利性，使中国文学几乎是先天性地敏感、亲近并乐于接受那些新进思潮。 社会与文学的因素产生了一种合力，它推动着中国文学的革命化进程。这是一种必然。甚至可以说，自新文学孕育的初期开始，就已埋下了日后这种演进的基因。这是一种长时间的、渐进的、同时也是缓慢的运动形态，它可以上溯到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理念、转型后的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倡导、左联和左翼文化运动、文学大众化的实践、以及工农兵方向的提出等。中国新文学就这样一步步走向了后来我们看到的那种为中国所特有的、稳定的、也是相当固化的、高度“统一”的文学形态。 对中国现代文学所产生的这种变异，在文革前的叙述中，几乎无例外地持肯定的评价，而在文革后的叙述中，则几乎又采取了完全相反的判断。而普遍缺乏的是，把中国文学的这种衍变放置于具体的社会背景之中、并予以与近代以来的文学追求相联系的辨析。上述那种研究的通病是，受当时流行的观念影响过深，易于从单纯的政治层面作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的判断，而往往忽略对文学现象作具体切实的分析。 在诸多的忽略中，最大的忽略则是不重视、甚而轻视对50年代文学的研究。学术界对中国文学这一特定阶段的研究往往失之笼统。开始是无例外地对新方向、新人物、新故事大事颂扬。后来则经历了连续两次重大的否定：一次是文革中对50年代文学一律谥之为“黑线”——它们嫌这一阶段文学不“革命”；再一次是文革后对它的批判，又认为50年代文学太“革命”了，它们与封闭、僵硬、教条几乎是同义词。一次绝对的肯定，两次绝对的否定，历史似乎有了定论，但是不然。这一切是以非触及事实的、推想式的概括为基础的，因而是缺乏说服力的。 50年代的文学现象是一种历史发展的结果。它直接继承了40年代初期工农兵文学的全部理念，并且在理论上有更为完备和系统化的表述。用工农兵喜见乐闻的形式来表现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物，在当时已是不言而喻的道理。它业已形成一个确定的目标，以及到达这一目标所需要的策略和手段。而所有的问题似乎只在于把这理论付诸实践。50年代在文学创作的实践方面，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时段。强大的行政力量有可能通过社会性的“运动”或“准运动”的方式推进它的文学理想。这种推进业已取得成效，有时表现为正面的，更多的时候则表现为负面的。 与此同时，50年代文学还是文革文学的准备，而这一切，又是在为以后的新时期文学作更大、更长远的准备。从这些意义上来看，无论是从正方还是从反方，我们都不应忽视了对于50年代文学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