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这一重要谈话中简要地回顾了中国近代历史，然后得出结论说：“所以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这些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①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历史，本身就是一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利用好这部教材，不断地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和民族凝聚力，是思想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以邓小平有关思想为指导，着重就如何“用中国的历史教育青年”问题谈几点意见。 一、教育青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著名的‘东亚病夫’。从那时起的近一个世纪，我国有识之士包括孙中山都在寻求中国的出路。孙中山开始就想学习西方，所谓西方即资本主义。……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的统治使中国继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地位，在日本侵华期间大片国土沦为殖民地。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后来发展起来的官僚资本主义压迫下，中国继续贫穷下去。这个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② 邓小平同志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阐述的思想，高度概括了中国近代历史，并从中得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一部中国近代史，既是帝国主义不断侵略中国，将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又是中国人民为摆脱被奴役地位，求得解放而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历史。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掀起了三次革命高潮：第一次是1851-1864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包括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发动戊戌变法和1900年义和团运动；第三次是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但这些次的革命都失败了。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农民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资产阶级企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来救中国是走不通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则进一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不能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从反面证明了除了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之外，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阶级、一种力量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无产阶级的壮大和成熟，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经过二十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立即转向社会主义革命。一部中国现代史从正面证明，中国人民要彻底摆脱被奴役的贫穷落后地位，只有从领导阶级上使资产阶级让位于无产阶级、从指导思想上使民主主义让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从发展前途上使资本主义让位于社会主义，才是现实可行的，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二、教育青年，落后就要挨打，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我们祖先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伟大的贡献。我们国家也曾有过辉煌的鼎盛时期。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之后，我们逐步落后了，欧洲人、美国人、日本人跑到了我们的前面。落后就要挨打，我们的国土成了殖民主义者占领分割的场所，我们的人民成了他们剥削奴役的对象，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贫穷落后。 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的手段是极其野蛮残酷而又多种多样的，如霸占领土，攫取特权，掠夺财富和劳动力，屠杀人民等，无所不用其极。我国在清朝初期的国土有1300多万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第二大国。但自鸦片战争开始，逐步被帝国主义蚕食、占领，丢掉近三分之一。英、法两国发动（俄、美积极支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其后的十几年，是中国丧失领土最多的时期。所以，邓小平同志说：“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第一名是英国……。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③ 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不仅是指苏联政府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继续霸占根据强加给中国政府的不平等条约而割占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而且是指苏联政府在处理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中，不断施行大国主义与强权政治，多次攫取中国的领土与特权。如1926年苏联军队占领了我17万平方公里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并成立所谓“乌梁海共和国”，1944年又将其并入俄罗斯领土，后改名为“图瓦自治共和国”。苏、美、英三国首脑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上，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以严重牺牲中国的领土与主权为代价，换取美、苏之间的利益均衡。根据三国雅尔塔协定，战后中国政府被迫承认156万平方公里的蒙古为一独立主权国家，并将我东北的主要铁路干线中东铁路和主要港口旅顺大连交由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从某种意义上讲，雅尔塔协定对中国来说无异于远东慕尼黑协定，是大国尤其是苏联继续侵略中国的产物。 强行索取战争赔款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一种重要手段。在短短的八十年的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发动了四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每一次都是以清政府的失败，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而结束。他们通过这些条约不仅割占中国领土，攫取种种特权，而且还强行索取战争赔款，直接搜刮民脂民膏。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掠夺了2100万元的赔款，加上600万元的广州“赎城费”共2700万元，超过了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元的三分之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法两国又通过《北京条约》索取白银1600万两的赔款。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竞向中国索要2亿两白银的赔款，加上“赎买”辽东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约相当于日本政府四、五年的财政收入。为了偿还这笔巨款，清政府向英、德、法、俄四国银行团举借了3亿两贷款。由于经办这几次贷款的外国银行家扣留了3000多万两的“回扣”，清政府只拿到了2.6亿两，但偿还的本息却高达7亿两，接近中国政府十年的财政收入。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结束后，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索要的赔款总额高达4.5亿两，本息相加共9.8亿两。中国政府的几项主要收入来源包括海关税、常关税、盐税几乎被扣留怠尽，清政府只好变本加厉地搜刮掠夺人民，置四亿同胞于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处在双重压迫盘剥下的中国人民如何不贫穷？中国如何不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