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一贯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在论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任务、方针原则的同时，认为“正确的主张必须与良好的工作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认真研究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重要观点，对于完成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提高工作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笔者认为，邓小平同志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八个方面。 一、透彻说理，从容讨论 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是人的思想，解决人的思想问题，必须符合人们的思想行为发展规律。邓小平指出，“历史经验证明，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而不是用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的办法，去解决群众性的思想教育问题，……从来都是不成功的。”按照邓小平的观点，要坚持透彻说理，从容讨论，第一，要挑选合适的人去做说服工作。“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由适当的人进行周到细致、有充分说服力的教育。”第二，要做到据实讲解。也就是说既要告诉大家客观的实际情况，又要告诉大家党和政府正在作出的实际努力，并及时纠正群众所反映的不合理现象，这样才能给人们一种可信感、可靠感。第三，要坚持与人为善。对工作对象的“态度要谦和，要诚恳，要尊重其人格，尊重其意见”；只能说服，不搞压服。第四，要注重实效，力戒空谈。要“切忌党八股的灌输的方式”，提倡“细致的工作，精雕细刻的工作，很深入的工作”，唯其如此，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做得有针对性、细致深入和为群众所乐于接受。 二、不搞运动，坚持批评 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对大规模的运动厌烦了。凡是这样的运动都要伤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经常搞运动，实际上就安不下心来搞建设。”不搞运动，才能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才能摒弃过去那种过“左”、过火的做法，和风细雨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但不搞运动，并不等于放弃批评这个武器，而是要正确使用好批评这个武器。邓小平说，“批评的武器一定不能丢”。“决不能把批评看成打棍子”。“不能因为批评的方法不够好，就说批评错了”。那么，应当如何运用好批评这个方法呢？邓小平认为，首先，批评“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不能站在‘左’的立场上。”“要对讨论和批评的问题研究清楚，绝不能以偏概全，草木皆兵，不能以势压人，强词夺理”。其次，要给犯错误的同志留有充分的时间认真考虑和解释问题，“让他们进行合情合理、澄清论点和事实的答辨，尤其要欢迎和鼓励他们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有了这种自我批评就好，不要揪住不放。”再次，批评要采取民主的说理的方式，要建立健全完善的监督机制，“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最重要的监督来自党委会本身。” 三、塑造形象，注重引导 邓小平十分重视运用文学艺术形象对人们进行熏陶、教育和引导。早在战争年代，他就批评过文化娱乐活动的死气沉沉和宣传形式的僵化现象。他说，“宣传形式不够大众化，往往不为群众所熟悉所喜闻乐见，也不善于多方面地多样地表现政治内容，有时在表现急剧多变的现实上显得无能。”他提出，“在形式的发展上应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向比较复杂的高级的形式发展，另一方面则应向比较简单的普及的形式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他的上述思想。他指出，一切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都要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通过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真实地反映丰富的社会生活。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要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使他们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他们奋发努力，献身四化，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四、继承借鉴，求实创新 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如何适应形势的发展，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是邓小平颇为重视、谈论较多的一个话题。他指出，“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根本的内容没有变，我们的优良传统也还是那一些。但是，时间不同了，条件不同了，对象不同了，因此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这就明确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的创新，首先不能脱离传统的优良方法。这些优良传统做法是指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谦虚谨慎、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廉洁奉公、严守纪律等。其次，要根据时代和条件的变化，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来改进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最后，必须结合各部门的实际情况去创新，而不能搞形式主义花架子。邓小平说，我们“面临的都是新事物、新问题，经验靠我们自己创造”。“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如果这些基层单位的党组织，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方法，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它们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五、依靠群众，克服困难 邓小平曾借用“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这个新名词对一部分习惯于搞“家长制”，“一言堂”、“命令主义”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批评，以此表明他对这种违反政策、脱离群众、损害了党的信誉的行为的深恶痛绝。他主张，在工作任务繁重而紧迫的情况下，做好工作的唯一正确的方法是走群众路线。首先，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同群众一块吃苦。他说，“为什么过去很困难的局面我们都能渡过？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干部、党员同人民群众一块苦”。“现在的物质条件比那个时期好一些，……为什么群众对我们还有那么多意见？这确实同我们脱离群众，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有直接关系。”其次，必须积极解决群众要求迫切的问题，而不是持一种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他指出，我们的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不搞特殊化，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再次，必须信任群众，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共同商议克服困难的办法。还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高瞻远瞩地告诫我们，“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但是，只要我们教育党员和群众以大局为重，以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为重；只要我们信任群众，把情况和问题向群众讲明白，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问题都可以解决，任何障碍都可以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