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入新世纪，关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已成了人文社会科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可以说，在社会科学界，对全球化持反对态度者和支持者均不在少数，而在人文学科领域，反对者则更多（注：这一点可以从出席1998年8 月在北京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的部分西方左翼学者的发言中见出，参阅王宁、薛晓源主编的《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尤其是收入其中的查尔斯·洛克的文章《全球化是帝国主义的变种》，该书第43—53页。）。但不管人们对之持欢迎的态度或反对的态度，他们都不得不认识到，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个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它已经以不同的形式渗入到了我们的经济建设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并在不同的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知识生活和思维方式。对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来说，更应关注的是经济全球化导致的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注：在这方面，由美国加州大学（厄湾）批评理论研究所所长加布利尔·施瓦布主持的、同欧美和亚洲学者参加的“全球化的力量”研究项目就显示了人文社会科学学者针对文化全球化现象的思考对策，作为其最终成果，参阅施瓦布编《全球化的力量》（ The Forcesof Globalization），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我以中国学者的身份也为该书撰写了一篇论文，题为《后现代性和全球化：中国的文化知识策略》（ Postmodernity and Globalization: The Chinese 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 Strategy）。）。 因而我们首先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些问题：全球化究竟会对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何种影响？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东西方文化究竟能否进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面对文化全球化大潮的冲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能否得到保留？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关系将呈何种态势？在未来的中西方文化关系中，文化研究将以何种形式发挥其特有的功能？它对文学研究已经或将会产生何种影响？等等。由于我本人主要从事的是文学研究，或更为精确地说，是从跨文化的理论视角来从事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因此我所关注的主要方面是全球化对未来的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积极和消极的作用。 全球化：从经济走向文化 既然当今时代人人都在谈论全球化，而且这个话题确实有不少话可说，因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每个人都着眼于自己的学科领域和知识生活。我们首先就应当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尽管西方学者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家几乎都公认，所谓“全球化”首先是出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领域和金融界的现象。经济全球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优胜劣汰的必然结果统统取决于两个因素：市场的自行调节和隐于其背后的跨国资本和权力的作用。按照某些西方学者的估计，在全世界的总人口中，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可以直接受益于全球化，而其余百分之八十则忙于服务于文化娱乐事业，他们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全球化服务的程度（注：参阅汉斯·彼德—马丁和哈拉尔德·舒曼，《全球化的陷肼：全球化及其对民主与繁荣的冲击》（TheGlobalTrap: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 Democracy and Prosperity），帕特里克·卡米勒译，伦敦和纽约：才德丛书，1997年版。）。当然这只是发达国家的状况，在第三世界国家，恐怕情况更为令人吃惊。全球化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使相当一部分人或事业边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这种情况也在所难免。因此毫不奇怪，广大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全球化基本上持批判的态度，他们中的不少人担心，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人文社会科学的位置将显得越来越不重要，甚至有被全然吞没的危险。 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必然是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这在许多人看来，也许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文化的因素更为复杂，各民族的文化不可能按照一种模式来发展。如果有一天，全世界各发族的文化都按美国的或欧洲的文化模式来发展，我们这个世界的文化末日就来到了。尽管在很多人眼里，文化上的全球化实际上就是要把美国的价值标准强加于世界其他民族，使得不同的文化带有某种趋同（homogenization）的倾向。目前，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上都处于强势，因而这种趋同的危险倾向依然存在。就我们所从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而言，考察文化全球化现象的出现必然与后现代社会的各种消费文化形态的出现密切相关。根据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对全球化时代的后现代性状况的最新理论描述，全球化语境下产生的后现代性的条件至少包括这样三个：资本的全球性运作，信息时代的来临和其他高科技的冲击以及后现代社会的消费文化。在这三者中，资本的全球性运作无疑居首位（注：我在1996年10月去杜克大学作学术演讲时，詹姆逊作为我报告的评议人，发表了上述观点，后来在同年12月的国际德勒兹研讨会（佩斯）期间，他又在一次关于后现代主义问题的公开演讲中重复了这一观点。）。可见，全球化状态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性的后现代性条件的一个直接后果。近年来，由于全球化的作用，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中国以及一批新崛起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波及。它在文化研究领域里所表现出来的趋势也就被人称为文化全球化。 导致全球化现象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大批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无所不在使其既剥削本国人民，又剥削第三世界人民。表面上看来，跨国公司不需要有一个总部，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它同时可以在中心和边缘起作用，它所依靠的是在各地的代理人，但我们决不可忽视，隐于这种貌似纯粹经济法则的背后却是帝国主义的经济霸权在起主导作用。由于跨国公司模糊了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它既可以在帝国的中心地带又可以在广袤的边缘地区产生影响，这样也就造成了跨国公司本身以及它们的工作人员的身份（identity）的不确定。资本的全球化是导致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在目前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它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展，正如美国的后现代理论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后现代性的条件》一书中所描述的，“最近20年里，我们一直在经历着一个时空压缩的阶段，这对政治经济的实践、阶级权力的平衡以及文化和社会生活都有着使人迷惑和产生分裂式幻觉之影响”（注：参见戴维·哈维，《后现代性的条件：文化变革的起源探索》（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Origin of Cultural Change），牛津和坎布里奇：布莱克威尔公司，1989年版，第84页。）。这种新的时空观念的变化也是经济全球化给文化领域带来的一个后果，它导致了文化范围的日益扩大，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界限日益变得模糊，理论的旅行使得新崛起的学科从西方向东方扩散，从中心渗透到边缘，进而同时在中心和边缘发挥其作用。近几年来新崛起的后现代研究的分支领域， 如“后现代地理学”（postmodern geography）、“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 ）等就是专门探讨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性条件造成的文化全球化趋势以及我们的对策的。文化研究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批判取向必然对归属于大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研究产生影响，所带来的后果就是文学研究领域的日益萎缩，在北美的一些大学，文学研究系科近乎被文化研究吞没。因而文学研究者的担心也不无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