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 —0289（2000）03—0019—08 近年来文艺界有一句流行的歌词，叫做“跟着感觉走”。这大概是对过去过份强调理智性和目的性的一种反拨。的确，无论是创作和鉴赏，都重在艺术感受，找不到艺术感觉，就如北京人所说的“找不到‘北’”，那是无法从事艺术活动的。大约就因为此，过去人们把美学叫做感觉学。但文艺毕竟并不限于直感，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创作是无目的而又有目的，不自觉而又自觉，不依存而又依存。感觉总是依存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即使是玩文学的主儿，后面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牵动着。“看不见的手”，本是亚当·斯密在强调经济自由时，对于“市场机制”的形容，意谓自由的经济亦必受到市场机制的调控。实际上，这只“看不见的手”调控的不只是资本的运作，而是社会上一切事物，当然也包括文艺。 经济毕竟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经济体制的转换必将引起文化形态上相应的变革。20世纪80～90年代文艺领域中的各种变化，看似无序，不可捉摸，实际上大抵都与经济体制的转型有关。中国大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就得到相应的发展，后来又明确地宣布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此同时，也就逐步地形成了文化市场，文艺上的事情也必须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这就迫使文艺界的思维模式跟着起变化。从这个角度来加以观察，也许能比较清楚地看出80～90年代中国文艺思潮的发展规律来。 一、走出廊庙，面向市场 鲁迅曾将中国古代文学归纳成两种类型：廊庙文学与山林文学。[1]但是，他又说，真正的樵夫渔父是没有著作的，他们的著作是砍柴和打鱼，而那些肩出“隐士”招牌，挂在“城市山林”里的人，其实也是一种啖饭之道，他们的“谋隐”，与另一些人的“谋官”，在实质上并无二致。这些人写出来的“山林文学”，当然也并非真正的山林文学。[2]这样看来，在中国，廊庙文学是最主要的。 中国的廊庙文学传统，是与它的经济政治制度有关的。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士人的唯一出路是走向廊庙，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即此之谓。中国的文人，官瘾特重，汉代行九品中正制，还限制着寒族士子向上爬的机会。隋唐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以后，为中下层文人打开了一条通向廊庙之路，虽然能中举者为数毕竟不多，但这条出路却吸引着所有士子，使得他们即使“身在江湖”，也仍“心存魏阙”。廊庙意识统治着文人的思想。他们总想能够做到重臣，为主子出谋划策，《出师表》、《治安策》、《十思疏》之类，是他们想做的文章。如果只以文辞书画见长，陪主人消遣，已是下人一等，但能与帝王或大官酬唱，也还是引以为荣的，而且能够谋得一只饭碗，倒也不错。直到商品经济兴起，文人才开始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明清时代吴江画派、扬州画派、海上画派的出现，以及通俗文艺的繁荣，都是建筑在市场需求的基础上，他们的画风和文体也显然不同于宫庭画师和廊庙文学。但是毕竟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基础的薄弱，与商品市场相适应的文艺，还未能占主流地位。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才出现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知识分子与封建时代的士子不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自由思想，独立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虽说是受到西方人文主义文化思想的启迪，但与当时高等学校具有相对之独立性，文化市场有了一定的规模有关。这使他们的自由思想和独立意识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 但是，商品经济在中国的势力毕竟有限，大部份的学校都还在政府的控制之下，1927年以后的“国民政府”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的独立性愈来愈小了；那时，出版社和报社虽然大部份是民营的，但政府还是设立了书报检查机关来阻碍作家自由地思想。到1949年之后，中国的经济体制转到了计划经济的轨道，文化教育事业也相应地纳入了国家计划。1952年院系调整，取消了私立学校。还在1956年对私有经济进行全面改造之前，就先改造了私营出版社。1949年以后，还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文人从政。而文人从政的结果，是再也写不出象样的作品来。 改变了这种情况的，是经济体制的转轨。自从实行市场经济以后，人们就业的机会多了，人的归属虽然尚未打破单位所有制，但流动性日益增大，文人下海成为一时的风尚。下海经商虽非文人合理的归宿，因为经商之后，他放下纸笔，改操算盘（或计算器），已经不再是文人，但是对于打破廊庙意识，还是很有好处的。而且，市场经济的范围还在不断地扩大。虽然至今为止，报刊和出版社还不允许私人经营，但也相当地市场化了。记得1957年复旦大学王中教授提出过报纸的二重性学说，此说认为报纸除了宣传性能之外，还有商品性能，因而应该注意读者的趣味，以便为读者所接受。这种理论被认为大逆不道，受到大规模的批判。而现在，报纸的商品性已成为不言而喻之事，各报从业人员对此都是极其重视的。这只要看看各家报纸都大登其广告，而且在文章和版面上尽量照顾读者的趣味，以求扩大发行量，就可以知道。于是，副刊增加了，各种周末版、娱乐版出现了，办得极其花哨。对比上海《解放日报》在1957年因刊登过越剧演员范瑞娟谈个人生活的文章：《我的丈夫，我的密月》，而大受指责的事，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软性刊物也增加了，甚至有些理论性刊物也改版成为客厅刊物。出版社为了营利，也要出一些畅销书。而且还出现了出版商，他们因自己不能登记成立出版社，就搞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向正式出版社买书号出书。买书号在目前的政策上是不允许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却无法禁绝。这种矛盾，只有在出版行业进一步市场化之后，才能解决。 市场经济的力量是相当强大的，它瓦解了廊庙文学的统一局面。于是出现了“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并非新生事物，在中国也是早已有之，可以说凡有市场经济，即有自由撰稿人。清末民初那些靠润笔为生的画家作家，也就是自由撰稿人。鲁迅在1927年定居上海之后，不再教书，专事写作，也是靠稿费吃饭的自由撰稿人。他与北新书局打官司索版税，是自然之事，如果收不来版税，何以为生？这种自由撰稿人，到50年代初期，还有不少。如傅雷、毕修勺，都是靠出卖译稿为生的，可称为自由翻译家。姚文元讥笑傅雷为要稿费的猛将，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傅雷是不拿工资，靠稿费吃饭的，他不能不计较。但自计划经济加强以后，自由撰稿人愈来愈难生存了。首先是取消了私营出版社，统一规划选题，自由撰稿人出书不容易了；其次，稿费被视为资产阶级法权，在姚文元等左派文人的呼吁下，稿酬标准不断降低，直至完全取消，这就使得自由撰稿人无以为生。“文化大革命”初期，傅雷夫妇自杀，是因为不愿受辱，但据说他们临死时身边只剩下很少的钱了，他们实在也无法再生活下去。现在的自由撰稿人是80年代后期实行市场经济之后，重新生长出来的。他们大抵是辞职下海，不过下的是文海，不是商海，比以前出现的“弃文从商”前进了一步。这也说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孕育了文化市场，为文人提供了自由活动的余地。他们与传统文人走着不同的道路，其中有些人还自称为“另类”。敢于自称“另类”者，表示了他们对于“正类”的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