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H05 文献标识码:A 文献编号:1007—0397 —(2000)01—0060—04 当人类文明发展至21世纪初叶,休闲已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古人所说:“闲居静思则通”,“闲居可以养志”。这些关于休闲的价值观念,已逐步成为今人广泛的共识。可以预想,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日益进步,人类还会迫切需要有更高质量的生活来实现人的全部价值。恩格斯指出:“人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着重号为恩格斯所加)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1]而休闲, 正是现代人注重“享受”的重要内容。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面对生活的这一变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而应当主动地艺术地去表现人们的休闲生活;那么,以侧重表现人们休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即便具备了构成“休闲文学”的前提条件。这应是我们对“休闲文学”的第一个层次的理解。 然而,“休闲文学”不只是这么一回事,如此理解显然过于宽泛,因为文学的题材林林总总,如果仅仅按题材来划列文学类型很可能就会令我们月迷五色,难于把握。我们之所以首先强调题材的特殊性,即在于“休闲”在现代人们生活中的位置是如此之重要,“八小时以外”几乎都是休闲的时间,每周两天休息制度更是促使人们要进一步认识休闲的意义。可以说“工作+休闲=全部生活”。不过,这里的“休闲”不只是一般意义的休息、睡觉,而更多的是指那些可让人身心愉快的各种消费闲暇的娱乐活动。当然,过去的人们也会有休闲,但休闲的水平高低是有层次的。休闲生活的质量水准与需求程度始终将与人民大众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的民主化水平成正比,这也是今天的“休闲文学”为何愈来愈受到人们重视与欢迎的一个原因。 是不是所有以休闲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都可称为“休闲文学”?显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休闲文学”,不仅仅是写休闲,还应当是可给读者的休闲带来轻松趣味的,不带有政治目的的;换言之,“休闲文学”应当不去追求主题的重要意义,它更不要求有什么政治功利性,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卸鞍解甲”,暂时走出喧嚣的尘世,轻松自在地进入实实在在的“休闲”境界,即古语所说的“被襟散发最宜闲”,或如当今有人所说的休闲是“卸下办公室的面具”,“是都市机械运作后的一种放松”。[2]譬如梁实秋的散文《下棋》, 从头至尾都是写下棋、观棋的乐趣,以及作者对下棋本身的一些看法,并无其它政治用意,可谓“休闲文学”的典范。请读其中写观棋的一段: 笠翁《闲情偶寄》说奕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有趣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地骂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病。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 同样是写下棋,我们再看徐晓鹤的诗《棋》:“和平年代的战争,/战争岁月的休息。//在一张如网的棋盘里,/突然溢出那么一股杀气。//车横冲直撞,马八面遇敌……/炮打司令部,将帅被围逼……//——甚至那几只过河卒,/竟差点赢了一盘残局!//棋,多么像人,/人,如果像棋……”在这里,作者分明是要借下棋来寄寓对“文革”的某种反思,微言中有大义,轻松中有严肃。这与我们所说的休闲显然是不一样的,当然也就不能算作“休闲文学”。这就是我们对“休闲文学”的第二个层次的理解。 那么,我们现在即可给“休闲文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了:“休闲文学”是以写休闲并以供读者休闲为旨趣的一类文学作品。 或许有人会问,文学不都是可供人娱乐消遣的吗?不错。文学自诞生之初就带有鲜明的娱乐功能,甚至西方学者还认为文学是源于游戏,这里的是非我们且不说它。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人类从自然淳朴的原始群居生活进入到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之后,文学也就必须要为阶级的利益说话,说得漂亮一些就是要“寓教于乐”、“文以载道”。这里的“教”、“道”都是指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后来,甚至还有人干脆提出文学的“工具说”。因此,“休闲文学”相对就会受到抑制。在我国极“左”路线横行的“文革”时期,全国只剩下八个样板戏,人们谈闲色变,就更是不可能有什么“休闲文学”了。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不同意把文学简单地等同于“工具”,但文学的确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文学作为上层建筑必须受制于经济基础,只要经济基础还不能充分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一定历史时期的统治者或当权者就有理由要求文学要以本阶级或者本民族、本国家的利益为重。比如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弘扬主旋律文学”,就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无可厚非。如果这些统治者所要求的“教”、“道”是符合或基本符合人民的利益的,那么,从主题意义而言,我们把这类文学即可称之为“号角文学”或“主旋律文学”。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基础的增强和人们民主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在关注民族、关注国家利益的同时又需要文学从政治功利的重压下走出来,从而要求作家把笔投向一种较为自由的人生,去表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自由和谐、怡然自适的审美关系,同时也能让读者在审美自由的心境下认识到更多的自然的人(相对于社会中的人)或大写的“人”的价值,这即是“休闲文学”的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