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先生曾指出：“成为某一门学问的专家，虽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而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事实上，古今中外众多文人学士，都曾在“打通”或“融汇”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中国古代的“理趣”诗，就是追求文理兼得的结晶，它将哲理融合于形象情感之中，使思考充满信手拈来的鲜活的情趣，力求在悟道识趣上高人一筹、深入一境。钱钟书先生对此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关注，他说：“窃谓理趣之旨，极为精微，前人仅引其端，未竟厥绪”。（《谈艺录》P224、下引不注）为此，他从30年代的《谈艺录》到70年代的《管锥编》及其以后的补订，对理趣诗问题作了许多精彩的论述。《钱钟书论学文选》（舒展编）曾以“论理趣”为小目类集，但脱漏太多，不足以见钱先生的析辩之心，故有必要再下一番梳理的功夫。或许由此也可窥见其治学方法之一斑。 一、“理”字辩析 钱先生的文艺批评反对只讲抽象概念而不务艺术分析的风气，讨厌“以虚夺实”的诡辩家。他说：“尽舍诗中所言而别求诗外之物，不屑眉睫之间而上穷碧落，下及黄泉，以冀弋获，可以此考史，可以说教、然非谈艺之当务也”。（《管锥编》第一册《毛诗》卷论《狡童》）；“以文论为专门之学者，往往仅究召号之空言，不往词翰之实事、遂滋囫囵吞、胡芦提之弊”。“谈艺不可凭开宗明义之空言，亦必察裁文匠笔之实事”（P572）“盖勤读诗话，广究文论，而于诗文乏真实解会，则评鉴终不免有以言白墨，无以知白墨矣”（P481）。钱正是从具体的诗歌分析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理”最初指玉石的纹路，后逐渐扩展引申为“文理”“法理”“万物之理”（义理）。而许多人却把“理”作道德解会，袁枚、贺裳就是其中二位，钱钟书也正是以辩析“理”字开始，展开他的理趣论的。袁枚《随园诗话》卷三驳沈德潜“诗无理语”的说法：“或曰：诗无理语，予谓不然，《大雅》‘于缉熙敬止’‘不闻亦式，不见亦入’何尝非理语，何等古妙。……何尝非诗家上乘。至乃月窟天根等语，便令人闻而生厌矣”。其实《诗·大雅·文王》“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是说明文王的光明敬慎。《诗·大雅·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指文王不闻善言，也自敬慎；不听见谏劝，也入于道德。这两句都不是凭空说理。袁枚下面举的《文选》，唐人、宋人的句子，也“既非诗家妙句，且胥言世道人情，并不研几穷理，高者只是劝善之箴铭格言，非道理也，乃道德耳”（《谈》P222）。而袁枚“闻而生厌”的“月窟天根”，出自邵雍《击壤集》卷十六、十七：“月窟与天根，中间来往频”“困探月窟方知物，未蹑天根岂识人”“乾遇巽时观月窟，地逢雷处看天根”。钱认为这些诗句“固亦不佳，然自是说物理，与随园所举人伦之规诫不同。……抑随园既言尧夫此等语‘闻而生厌’，则明认理语为不可入诗矣，何以又谓不然”。所以“子才所称‘诗中理悟’皆属人事中箴规”。无独有偶，清人贺黄公（裳）也把“理”作道德解，并举元结、孟郊、韩愈、李绅属于教化类的诗，意在说明“理”不能废，驳严沧浪的：“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清人黄白山不同意贺裳的看法，认为：“沧浪理字原说得轻泛，只当作实事二字看，后人误将此字太煞认真，全失沧浪本意（《载酒园诗评》卷上）并举陆龟蒙的《自谴》七律三十首为例，这三十首诗各有各的意思，相互不连贯，亦不如题目所云非“自谴”不可，而是想到什么写什么，如“五年重别旧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更感六峰颜色好，晓云才散便当门。”“多情多感自难忘，只有风流共古长。座上不遗金带枕、陈王词赋为谁伤”。黄白山认为这类诗是属于“无理而有趣者”，不一定“非以鼓吹经史，裨补风化为理”。钱认为黄白山驳贺裳（黄公）解“理”字太隘，驳得有理，但未必合乎严羽本意，严羽的原话是：“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钱认为严羽“所谓‘非理’之‘理’，正指南宋道学之‘性理’；曰‘非书’，针砭江西诗病也；曰‘非理’针砭濂洛风雅也，皆时弊也。于‘理’语言而不详明者，慑于显学之威也；苟冒大不韪而指斥之，将得罪名教，‘招拳惹踢’”。钱在《宋诗选注序》中说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所以，严羽提出“非关理”，正是反对将诗变成押韵的公文和“语录讲义”，但严羽并不笼统地反对“理”，他在提出非关“性理”之“理”后，紧接着就提出了“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明刻本作“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于是针对这一情况，一些主“理”而又反对“理路”“理语”者，便创造出了一个与之相对待的诗学概念——理趣。通过对“理趣”之“理”的辩析，我们已约略可见钱对诗与理的基本看法：作为诗的意理内容之“理”，可有哲学玄思、人生智慧、修齐格言、箴铭警句等诸多含义，概括面极广，于诗不可或缺。作为“理趣”之“理”，当指“道理”而非“道德”；指“性理”而非“人事之箴规”；指“万物之理”“说物理语”而非“修齐格言”。这一结论我们还可以从钱总结的“以诗言理”史中得到进一步印证。 二、从“以诗言理”到以“理趣”论诗 钱为辩析理趣的精微之旨，还对“以诗言理”的诗歌发展史作了细致的考察，他先把“以诗言理”放在历史发展中分为二大宗：一则为晋宋之玄学，一则为宋明之道学，后来他又在附说、补订中追论了道士之诗和释氏之诗、诗人为道诗和词章家为禅诗。为了叙述方便，根据“理”的内容，且分作玄学诗、佛理诗、道学诗三类来论。 正始时期诗歌中的哲思倾向可看作后来玄学诗的滥觞，过江后的东晋是玄学诗的兴盛期。从现存玄学诗中诗人对宇宙人生规律的体悟玄思来看，确实反映出当时人的思想的成熟，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精神反思水平的提高。然而从诗艺的角度而言，却是干瘪苍白、了无兴象、未达理趣之境，被《诗品序》讥之曰：“贵黄老，尚虚谈，理过其词、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论”；《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亦称之曰：“诗骚体尽”。唐以前释氏所作之诗，“或则喻空求本，或则观化决疑，虽涉句文，了无藻韵”；居士林中为此体者，若王融、梁武帝、简文帝所作，亦“语套意陈，无当理趣”。佛理诗的面貌在初唐以后稍变。这里所言佛理诗，乃就广义而言，它通常包括三大部分：一是佛家禅师的诗体佛学和佛典中的偈颂，理胜于词，质而不韵，虽同诗法，或寡诗趣。二是诗僧佛徒用以宣讲佛理教义的通俗佛理诗，梵志、寒山、拾得诸家可为代表。钱评曰：“梵志之句，乃禅和子筋斗样子之佻滑者，虽亦有理，不得为诗”，“初唐寒山、拾得二集，能不搬弄翻译名义，自出手眼；而意在砭俗警顽，反复譬释，言俚而旨亦浅”。三是在俗诗人表现佛禅意理的作品，唐宋诗人多有所作。诗人之佛理诗有直接用佛语明禅理的。如王维的《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白居易的《读禅经》等；也有寓佛理绘禅境而富于禅意理趣的，如王维、刘长卿、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等在这方面都有杰作。但这类诗在他们的作品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入宋以后，道学诗大盛，它也包括诗人所作与道学家所作两大部分，以后者为主。宋末金履祥编道学诗选《濂洛风雅》，列48家，清代张伯行再编《濂洛风雅》， 选17家。钱认为：“《濂洛风雅》所载理学家诗，意境即庸， 词句尤不讲究。即诗家长于组织如陆放翁、刘后村集中以理学语成篇，虽免于《击壤集》之体，而不脱山谷《次韵郭右曹》、《去贤斋》等诗窠臼，亦宽腐不见工巧”。但是，钱钟书对道学诗人并不是简单否定，他说：“宋之理学家，未尝不略悟斯旨。《河南程氏外书》时氏本《拾遗》记明道曰：“石曼卿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此诗形容得浩然之气”。又说《汴京纪事》的作者刘子辉“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宋诗选注》），还极力推重鲜为人知的林肃翁：“自宋以来，能运使义理语，作为精致诗者，其惟林肃翁希逸之《竹溪十一稿》乎。”（P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