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分别提过“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1951年他为刚成立的中国戏曲研究院题辞“百花齐放，推陈出新”；1953年，对中国历史研究委员会有关历史研究工作，有过“百家争鸣”的指示。但把这两个短语连在一起，并作为国家和执政党的一项发展文艺和科学的政策提出，则发生在1956年。 1955年下半年，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稍后在城市进行的对工商业等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使毛泽东认为，所有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指日可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全党的工作重心应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了实现创建现代化民族国家的雄心勃勃的构想，力量的动员是首先必须考虑的问题，这就是后来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88页。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其中，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估计其可能投入的最大限度，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又是“现代化”问题的关系。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认为经过50年代初以来的思想改造运动，经过参加社会活动、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因而是可以信赖、可以依靠的对象（即陆定一后来在有关“双百方针”的报告中所说的，今天的“知识界的政治思想状况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不过，陆定一却没有明确指认“有了根本变化”的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注：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另外，这期间“社会主义阵营”（主要是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情况，使如何运用适当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思想文化的问题，成为毛泽东和中共领导层关注的另一紧迫点。这些，是双百方针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主要动机。 1956年4月下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虽然并未正式提出这一方针，但已涉及其基本精神和现实依据。扩大会议在讨论这一报告时，陆定一、陈伯达等提出，在科学和文学艺术事业上，应该实施把政治问题和学术、技术性质的问题分开的方针。陈伯达说，在文化科学问题上，恐怕基本上要提出两个口号去贯彻，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个在艺术上，一个在科学上。4月28日毛泽东的总结发言，采纳了讨论中的提法，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科学问题上百家争鸣。”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把它作为一项方针提出，说“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必要的”，并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①注：参见夏杏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文艺报》1996年5月3日。） 随后的5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有北京知名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参加的会议，由中宣部长陆定一作题为《百花齐放，西家争鸣》的报告（注：报告在作了修改后，毛泽东批示公开发表。见1956年6月13日《人民日报》。）。虽说陆定一声称“是个人对这个政策的认识”，实际上是代表中共中央的表述。报告申明这一方针对发展、繁荣我国科学文化的重要意义，指出它“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不过，报告人又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毕竟要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样，“独立思考的自由”，“创作和批评的自由”的可能性就会成为疑问。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存在，报告人遂划出了这一方针实施上的界限和范围，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自由”（注：参见夏杏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形成过程的历史回顾》。《文艺报》1996年5月3日。） 这一方针（政策），采用了比喻性的修辞方式来表达，并与我国古代的被“理想化”了的历史情景（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相联结。这一命题本身在特定历史情景中存在的矛盾性因素，和这一比喻性概念的含混，既让具有不同思想立场的知识者寄托各种想像，也给政策的制订者和施行者留出根据不同情势阐释其内涵的广阔空间。在1956年针1957年上半年，知识分子对这一方针的反应是既热烈又审慎（审慎主要来自对这一政策的疑虑）的。这种复杂的心情，当时一篇影响广泛的文章（注：费孝通《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将之概括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早春天气，未免乍寒乍暖，这原是最难将息的时节。”）反应的热烈，是因为这一方针的提出，原来是为了纠正当时存在的，国家在文化科学工作上的“教条主义”路线；而且在方针提出的一段时间里，的确出现了新的气象（文学理论的活跃，创作上题材、风格空间的拓展，剧目的开放，学术上对中国历史分期、对人口学、社会学、遗传学一些问题的争论，《人民日报》、《文艺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改版等）。知识分子当时普遍有一种“再度解放”（费孝通语）的欣喜，一些人也有被执政党当作“知己”的温暖。至于审慎和疑虑，则有理论和现实实践上、也有“历史记忆”上的原因。“……在我们的国家里，争鸣是缺乏历史传统和习惯的。春秋时代的争鸣只是昙花一现，秦汉而后直到清代文人学士命运多舛，是尽人皆知的。五四时代也曾一度争鸣，但紧跟着就是军阀混战，反动统治。鲁迅的作品就能看到：很多追求真理的青年被悬首示众；今天中年以上的某些知识分子，对此当然记忆犹新。这个几千年来的历史趋势和生活习惯，自然不是三年五载所能完全扭转过来的。”（注：倪鹤笙《读〈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况且，50年代以来开展的一系列运动（对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胡适和胡风集团等的批判），“硝烟”尚未飘散，对它们也未见在“双百方针”的基点上有新的阐释。因此，一些人便顾虑重重，他们怕的是“鸣放三部曲：一放；二收；三整。”（注：李毅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人民日报》1957年5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