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诺莎说过一句大意如下的话：如果一个人非要等到获得食物与饮料有益于他的完全和不可辩驳的证明时才肯吃或喝，那么他早就饿死和渴死了。匈牙利哲学家阿格尼丝·赫勒以此在她的《日常生活》一书中论证道：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能根据习惯和可能性，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她举了一个例子：当你赴宴时，你大吃大喝的理由只能建立在惯例上（主人邀请客人吃喝，乃是出于热情的好客之心）和可能性上（食物不可能有毒，而是对人身体有益）。 人文知识分子角色的功能问题当然并非只是个日常问题，实用主义的惯例与可能性规则的应用对之无济于事。但是，当当代知识分子的功能仍被传统地界定为（面向人类、历史、时代）说话时，同样有个类似的问题：我们（人文知识分子）能否说话，如何说话，以及该说什么话？ 这里，我们首先遭遇到知识分子功能的合法性问题：社会的其它角色均不以说话为职责（他们的存在合法性就在于他们创造了可证可见的实用价值），人文知识分子为什么必然要对超越于自己之上的存在物（人类、社会、历史、时代）发言呢？他理直气壮言说的根据何在？ 一 合法性问题的产生 从历史看，知识分子角色的功能问题一开始并不存在。 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人类知识便被从其价值形态上分出级别：其最底部是日常操作所需的知识，最高点则是真理知识，后者统领日常生活的实验，这种信念发展的结果，便是日常知识因其卑贱地位，实际上被从知识体系中排斥了出去，所谓知识则成为对高级知识乃至最高知识的专称。 中国古代的情况亦大致如是。“士”不仅鄙薄一般的日常知识，而且对劳动生产实践知识亦不屑一顾。“知识”一词实际指的是那种上可以安邦、下可以修身的“大道”之学。很显然，这种知识作为无形的社会财富，一开始就被霸占在少数人（上层阶层）手中（所谓“学在官府”），追求知识成为这少数人的特权，因而知识分子也主要是知识垄断的产物。古代的知识构架是与政治权力结构内在一致的典型金字塔型：知识分子高据知识的塔顶，而连识字都成问题的民众则构成沉默的塔基。整个一部知识的历史便是一部知识分子独语的历史——他们自设自问、自问自答。 这种知识的历史状况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几千年面貌。一方面，它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人格萎缩——既然知识被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少数人所垄断，知识分子便不得不在权力面前臣服，并且知识的最高目的也成为能见用于权力，能被“用世”——孔子、孟子的一生就是最好的写照。而后世约定俗成的“士大夫”一词，更意味深长：知识载体的“士”与权力载体的“大夫”（它是一种皇庭官职）奇怪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种知识对权力的从属关系，固然在知识分子身上形成了如某些论者所指出来的“臣妾意识”；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知识分子地位的传统优越感：尽管知识必须依附于权力，但知识分子毕竟也由此挤入了权力统治的塔顶，他们不但有操纵话语的知识权力，还因此拥有更为现实的权力——学而优则仕，知识的少数人垄断现状使他们与这一少数人集团——统治阶级，自然合流。如此，知识被意识形态化，知识分子亦被意识形态化，二者均成为维护、改良现存统治秩序的有力武器，他们的权威性获得由上至下的普遍认同——一部写满农民起义的中国历史，有过一次由下至上的“知识造反”吗？ 知识的这种荣耀地位造成了它的内部循环，一方面，被知识排除在外的多数人集团（下层阶级）中的某些“有志”分子野心勃勃，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知识，以便能购买一张爬上金字塔顶的门票。然而一旦成功，他便迅速被中心化，成为少数人集团中的一员，他的多数人集团的出生背景被引以为耻，千方百计被涂改、遮掩，并且摇身一变为多数人集团的对立面（古代中国从乡村爬上去的官宦有几个不处心积虑为自己编造一份豪门世家的履历，或对自己的出身讳莫如深呢？）；另一方面，少数人集团为了永保自己在知识网络中的绝对优越地位，也采取了许多相关的历史措施：第一，为了防止“知识造反”，他们向多数人集团打开一扇知识的窄门，让他们有跻身知识之林的机会（其方式是科举选拔之类）。但由于知识已被意识形态化，因而当多数人中的优秀分子在接受这种既定知识时（如科举考试就规定了“四书五经”作为应试内容），他们其实也在接受意识形态渗透，从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被驯化的现存统治维护者（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知识不可能完全被意识形态化，少数知识分子仍能从被历史涂抹得面目全非的知识现状中看出其本真的一面，从而识破意识形态知识的虚伪，以及知识中蕴藏的人文真相，明末李贽对“理学杀人”的控诉即一例）。这种结果，在上层统治集团看来，既平息了下层阶级可能会因为被知识拒绝而产生的怨愤心理乃至造反冲动，又能不断为自己的统治添砖加瓦，补充新生力量，真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第二，为了保持知识垄断的永久有效地位，也为了那扇向多数人集团打开的知识之门不被拥护之众挤得越来越大，以至到最后呈现决堤之状，统治集团设置了许多障碍，其一就是语言：他们为知识专门规定了一种远离日常、需经专门训练才能掌握的语言，并将此作为自身阶层的标签。非日常化的知识语言犹如神奇的天籁，高高回响在大众的上空，令他们顿生膜拜崇敬之情。 这种语言就是文言文。中国几千年的语言史就是一部文白对立史。文言文拒绝了多数人集团的加入，它成为知识的象征和入场券。所谓“之乎也者焉亦哉，熟读七字做秀才”，向知识塔顶（亦即社会权力塔顶）的进军某种意义上转换为对知识语言（文言文）的征服。但是，这种一成不变的知识语言成为规范、成为霸权性语言后，它必然会对不断积累从而要求突破的知识体系自身形成禁锢，因而在统治阶层内部也经常会产生“语言造反”——在此过程中，文白对立一步步遭到削弱，白话文渐渐渗透到文言文中，知识语言的领域逐渐变得广阔，通向知识塔顶的窄门也越来越大（晚清科举考试内容的不断演变就颇富戏剧性），最后终于抵挡不住内外压力，“决堤之势”轰然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