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盲区

      自新历史主义兴起以来，各方面都不乏其批评者。旧历史主义理论家批评其否定历史的客观性；右翼理论家批评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文化倾向；而重视文本的形式主义者则批评其政治意向。论敌众多，甚至有恶意攻击和谩骂者，然而，这些攻讦在学术层面上实无多大价值。在此，我仅想就两位对新历史主义作出严肃分析的学者，即理查·勒翰(Richard Lehan)和卡瑞利·伯特(Carolyn Porter)的批评作一些述评。总体上看，其理论本身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但也因其理论框架的影响而存在自身的理论盲点。

      一 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局限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英文系教授理查·勒翰，在长期的研究中对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进行了一番考察，并得出了自己的尖锐看法。在他看来，“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就将陷入意识的分裂状态或“众声喧哗”之中，很难获得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大体上说，存在三种历史的话语模式：一、启蒙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强调对历史“进步”“发展”的信念。这一模式认为，存在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一种对事物发展因果关系的设定，这使得任何事情都可以经过科学的理解，加以控制和展望。二、浪漫主义式的历史模式，其核心是强调万物循环理论存在，以及对神秘命运的崇尚。浪漫主义历史观是对启蒙历史观某种程度上的反动，科学理念受到神话理念的挑战，机械观的物质理念被心灵与物质交融的观念所取代。可以说，浪漫主义通过对宇宙万物、生死、朝暮等历史、文化、人生的诸多变化，而深切地感受到差异和差异背后那种终极性的存在，所以，将灵与肉、现实与神秘统一起来，在时间诗一般的流动结构中，去感悟历史的深邃。三、后现代式的历史观，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或一个文本与其它文本之间的“互文本”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话语模式，把作品的观念拓展到一种文化权力观点上，压缩意义的范围，使其等同于这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

      在讨论了这三种话语模式之后，勒翰指出，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困难的，因为消解历史的结将遭遇到“时间空间化危险”，即割裂历史，拼凑历史，形成共时态的历史，从而使历史的真正意义遭到瓦解。

      由此，他认为，新历史主义由于过多地受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过分热衷于对历史的消解和对共时态的挪用，使其丧失了“历史序列的自然延伸”，在几方面存在着自身的问题。（注：Richard Lehan,The Theoretical Limits of the New Historicism,NLH,21.3.Spring 1990.pp.533-553.）

      其一，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尽管新历史主义号称是一种“历史”主义，但由于它借用了解构主义、女权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理论，所以本质上是排斥历史的线性发展和历史的深度的。在阅读文本、理解世界和把握文学精神之时，总是将时间并置，即时间的空间化，这导致了诸多的问题。当历史成为非历史的空间化存在时，就将历史的言说变成以一种言说取代另一种言说的话语，这种历史的事物秩序仅仅是人类文字秩序言说的再现。换言之，人类的知识可以任意将历史修饰打扮、颠倒重组，这样的历史已经瓦解了历史的观念与作品的观念，使人们进入历史或作品时，不再注意历史或作品本身，而仅仅注意作品的隐喻所包容的弹性能指。

      因此，这种注重“发展”或“进步”宗旨的新历史主义，在勒翰看来，使历史进入了“时间的凝定”，并引申出一种先定的、以主观性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这种作法的危险性就在于瓦解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的切片从其连续性之中抽离出来，而这种“历史的非历史化”其本身却又处在历史时刻之中。由于历史的时间总是延展性的，所以，任何对历史的逃避和重组，都难以逃脱历史本身的叙事。时间是不可能回溯的，一旦时间过去，它就永远与时间意识相融合，不可能从历史的线性发展中完全抽象独立出来而加以转述、复述和颠倒，使它脱离意识。割裂时间既中断了历史，又中断和脱离了意识，使得意识和历史变成不能被理解、不能被真切把握的东西，而遭遇时间空间化的危险。

      在我看来，勒翰这一看法充满忧虑，但有些言过其实。因为新历史主义恰好是对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的反拨，而真切地进入历史之中，只不过它与旧历史主义相区别，不是完全沉醉于历史事件中去亦步亦趋地寻求客观化，而是通过主体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发现其中他人之所未见，言他人之所未能言的方面，而获得一种真实的见解，能够启发人的心智。如果把这称之为时间空间化的危险，实在有些牵强。

      其二，政治意识形态的严重后果。勒翰认为，新历史主义已经脱离了其所标榜的中立的学术态度，而具有太过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的武库中最明显的工具即“政治”，凡事都要放到政治上去加以衡量。为了适应其意识形态，适应其权力隐喻，总是力求从中发掘出本来不明显不突出的东西，加以夸张、放大，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权力意识和意识形态性。在这类新历史主义的文章中，充满着斗争的气息，阶级、斗争、霸权、颠覆等术语层出不穷，使得一些学院派学者难以接受或很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