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家创新体系的渐趋完善，建立军队创新体系已刻不容缓。探讨与国家、军队创新体系相适应的军队政治工作创新体系也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建立军队政工创新体系是适应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 1998年以来，江泽民主席多次强调创新问题，并提出“知识创新动力论”的著名论断。2月4日，在中国科学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上批示要“真正搞出我们自己的创新体系”。这种全方位、整体化的创新思路很快就变为党中央、国务院的英明决策，朱镕基总理提出建立以企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在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中唱主角的科技部部长朱丽兰指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是一个大系统工程，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就是为了系统地提高我国整体上的技术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一个网络三个工程”的国家创新体系总体战略布局也逐渐形成。 江泽民的“知识创新动力论”不仅仅限于科技与经济，而是就整个四个现代化而言的；也绝非仅限于社会物质经济层面，还包括了社会精神文明层面。就其内涵而论，“知识”一词也包括观念、技术、制度甚至管理也在内，是个大知识。也就是说创新不仅是由旧而新的变革，而且是确立一种不断创新的机制；不仅是一种经济机制或技术过程，还是一种社会现象。1998年4月，在军委扩大会上， 他又强调指出：“未来的信息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知识的较量。”这其中已经孕育了“知识军事”、“军事创新”的内容，我国军事论坛兴起的“知识军事”、“知识政工”、“网络政工”探讨热正是对江主席有关论述的积极响应。在1999年4月的军委扩大会上，创新也是军队进步的灵魂， 是军队强大的不竭动力，已经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正在深入的军队院校体制调整改革，实际上是军队知识创新的一大重要变革。一个从地方到军队建立创新体系的浪潮，正在扑面而来。 （二）建立军队政工创新体系不仅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军队政工科学与实践自身发展的要求 我军政工70多年的历史表明，没有创新政治工作就没有出路。70多年的政工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形成三大政工成果或政工创新体系。这就是：战争与革命时代的毛泽东军队政工思想、和平与发展时代的邓小平军队政工理论和江泽民关于军队思想政治建设的论述。这三大政工成果或政工创新体系，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这说明：我军三代领导核心都在亲自创立各自时代的政工体系。这种创新实践也为我们建立新世纪军队政工创新体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我军政工体系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即缺乏系统性综合性创造性。早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就指出，当时政治工作的“缺点在于综合性和系统性不足。①1978年邓小平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有适应新情况的一系列制度和解决办法。②1995年，针对新时期以来政治工作存在的问题，江泽民一再强调要“深入研究”“积极实践”“加强思想政治建设的针对性、系统性和创造性”。1996年军委扩大会上，他进一步提出：“要注重理论研究的超前性、实用性和综合性”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在构建各自时代军队政工创新体系的同时，对它们自身的局限和不足也直言不讳，表达了对军队政治工作创新发展的渴求和期盼，也隐含了政工创新的巨大潜力。 （三）“两场”的历史性课题要求军队政工建立创新体系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市场经济对军队政工提出怎样治军的新问题，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则要求军队政工解决怎样保证、服务于“打赢”的新课题。新时期“两个提供”的军队政治工作使命迫使军队政工进行创新和建立创新体系。第一，增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军队政工的针对性系统性创造性，不能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打补丁”形式，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军队政工创新体系。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给军队政工带来的根本性冲击，就是军人的比较利益失衡和军队的地位相对下降。这种冲击犹如一把双刃剑，在激发、唤醒了军人的许多新观念诸如民主、平等、竞争、成才、效益、法治等新观念的同时，也使军队政工暴露出其固有的矛盾和难题，即缺乏一套系统性的、超前性的、法律性的机制和制度，比如干部工资福利以及离退转问题。这些年来，政工部门和一些领导干部为此跑了不少部门，想了不少对策办法，但都不能使广大官兵满意。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对策和办法大都是些修修补补的权宜之计，未能彻底解决官兵的难题，而这些问题往往又是涉及部队长远发展的重大问题。第二，要想使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中政工具有超前性、实用性和综合性，更需要建立创新体系。未来的高技术局部战争将是一场知识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的战争，靠搬用老的一套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战争的尖端性、系统性与我军政治工作的滞后性、经验性之间的深刻矛盾，已经成为政治工作能否“保证”和“服务”我军打赢未来战争的关键制约因素。为适应战争式样的信息化、网络化，以及解决由此导致的我军政工内在矛盾的尖锐化问题，都需要我军政工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创新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