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至今我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文学语言的种种问题，只停留在浅层的描述上。如语言在文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功能、处于什么地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作家呼喊“语言的痛苦”呢？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又是什么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的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在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是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叶以来，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本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在反复强调了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注：《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7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注：罗兰·巴尔特：《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美学文艺学方法论》下，535页，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这种现代语言论的文学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可以从“人”和“文化”这两个视角来证明文学语言本体论有其理论基础。 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因此，在卡西尔看来语言也是区别人与动物，并指明人的独到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卡西尔说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情感语言，一种是命题语言。在类人猿那里有情感语言，它可以表达情感，但不能指示和描述。因为它不具有“延迟模仿”和“移位”的认知机制，也不具备转换、开放的机制。只有在人这里，才用具有认知、转换、开放机制的“命题语言”进行交往活动。人才是真正的语言符号动物。进一步说，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就以个体的人的语言发展而言，他的语言与他的感觉是一致的。一个老年人说不出儿童的那样天真烂漫的话，是因为他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失去了“童心”，找不到儿童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儿童有时会说出一些完全不合理不合逻辑但却极生动和极富诗意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还没有“社会化”，他们的语言与幼小心灵的感觉是同一的。在现代生活交往中拥有一个新词或新的词语组合，就表明对生活的一种新态度，或者是人们的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或者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或者显示某种生活正处在变动中。 既然语言是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等是同一的。那么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与人们的艺术直觉具有同一性就更凸现出来了。如果说日常语言具有“实用”和“美学”两种功能的话，那么在文学语言中，语音的搭配，词的组接，句子的连接，就不单是为了传达信息，它们本身就具有审美意义。例如，唐代岑参的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在这头四句中，如用保存古音较多的南方音读，那么“折”和“雪”都应该读急促的摩擦的入声，而后面的“来”和“开”则是流畅浩荡的平声。在这首诗中，由入声转入平声，象征着由封闭到开放，由寒冷局促的冬天到百花盛开的春天的转换。这里，词的这种先后安排本身就含有审美意义。这就是因为作者强调了语言的美学功能，似乎平时作为传达手段而毫不起眼的语言突然开始强调自己的存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文学作品中，作家为什么这样选择和安排词句，而不是那样选择和安排词句，这是因为语言的运用是与作家的艺术直觉同一的。他们这样运用语言，不是单纯摆弄某种技巧，乃是因为他们如词语这般感觉生活。卡西尔在评论莎士比亚的剧作时，在指出他笔下那些故事本身都是陈旧的大家都熟悉的之后，接着说： 没有莎士比亚的语言，没有他的戏剧言词的力量，所有这一切仍然是十分平淡的。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这些形式成分并不是复写一个给予的直观的纯粹外在的技巧和手段，而是艺术直观的基本组成部分。（注：卡西尔：《人论》，19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