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程代熙同志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编辑家。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译作开始，在文坛耕耘了五十多年。代熙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在学术上很有造诣。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文艺观。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热忱宣传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坚定捍卫者。最近，正当十卷《程代熙文集》出版的时候，他却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熟悉他的朋友都沉浸在悲痛之中。我和他相识二十多年，深感他是一位值得铭记、值得学习的好同志。 1927年，代熙出生在重庆近郊的一个小村落。由于家境贫寒，只上到初中就辍学了。未成年的代熙一边在一家公司当雇员，一边刻苦自学古文、英语。1947年，他开始在《新民晚报》发表译作，介绍外国进步作品。新中国的成立，使代熙振奋不已。他参加土改工作队，后来党派他到人民大学进修。1956年，他被安排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并撰写、翻译了一批文艺理论著作。从此，他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下了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之后，代熙积极参加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发表了多篇很有分量的文章。1986年，为贯彻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精神，他和陈涌等同志一起创办《文艺理论与批评》。这家刊物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在剖析国内外文艺思潮、评介现当代文艺创作上做了大量工作，引起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代熙一生写作、翻译、编辑三者并重，在诸多领域都取得出色的成绩。 二 代熙的贡献，首先体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献的编纂工作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很关心文艺问题，但他们只在少数场合专门谈论文艺问题，大量有关文艺问题的论述，散见于浩如烟海的著作之中。建国初期，马恩全集和列宁全集都没有出齐，已经出版的几卷译文也不够完善。前苏联出版的马列经典作家论文艺的专集，都还没有翻译过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熙受命编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担任这套丛书的责任编辑。这是一项默默无闻的艰苦而繁重的工作，对读者却十分有意义。可以说，它是新中国文艺建设的一项基本工程。代熙和编委会的同志们一起拟定选题，组织人力进行编选和翻译工作，并和译者一起反复推敲译文。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两卷本的《列宁论艺术》、一卷本的《斯大林论文学与艺术》，以及《鲁迅论文学》、《瞿秋白论文学》、《拉法格论文学》等，都是倾注了他的心血，经他之手送到工厂发排的。代熙曾经回忆他和著名翻译家曹葆华的合作：“我两个商量好，他精心地翻译，我帮他逐字逐句地细心核对，不放过一个疑点。他要求我不仅用铅笔画出需要进一步斟酌的辞句，还要求我尽量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然后由他定夺。有时为了解决一个疑点，我们之间往往要反复许多遍。”由此可以看出工作的艰辛。代熙不但在编纂马列文论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在介绍西方美学、文艺学文献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八十年代，他和陆梅林等同志一起主编《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已出版的《异化问题》、《文艺学方法论问题》、《马克思〈手稿〉中美学思想讨论集》等，是当时介绍这些热点问题最完备的资料，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翻译家，代熙的译作广为学人所称道。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写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关于“拿来主义”——学习鲁迅介绍外国文学的经验》。可以说，他一生都在实践毛主席的“洋为中用”和鲁迅的“拿来主义”。他的翻译既讲忠实也讲文采。早年的代熙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后来他把目光集中到文论上来。他熟悉英语、俄语，自学过德语。他翻译的《阿·托尔斯泰论文学》、《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选》、《歌德的格言和感想》等，都以译文的准确、流畅、传神，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 代熙最引人注目的成果，自然是他的理论、评论著作。他生前出版了《艺术家的眼睛》、《马克思主义与美学中的现实主义》、《海棠集》、《理论风云》等四本论集，还主编了《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他的学术视野十分广阔，对美学问题、文艺学问题、中外文艺思潮问题都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他对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概括、对现实主义基本特征的归纳，曾被人多次引用。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自八十年代以来，他一直跟踪考察新时期的文艺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针对文艺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撰写了一系列很有分量的文章。由他主编的《新时期文艺新潮评析》一书，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切入新时期文艺论争的热点，通过细致深入的梳理和剖析，澄清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著名文艺理论家陈涌说：“这本书对新时期以来搅动中国整个文学艺术界的风起云涌的‘新潮’文艺作出了一个比较完全的描述和比较系统的初步总结。”我以为这个评价是很公允的。 三 代熙一生的学术活动，贯串着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他研究问题，总是从掌握实际材料入手，在这方面舍得下大功夫、苦功夫、笨功夫，有时简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他从来不满足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第一手材料，然后才肯提笔撰文。他重视翻译，和这一点也有密切关系，总想直接接触外国的东西，以免上“二道贩子”的当。他评论文艺思潮，总要先弄清各种观点、各种概念的来龙去脉：怎么产生的、怎么演变的、发生过什么重大争议，然后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析。所以，读他的文章，人们往往觉得很扎实、信息量大。即便不完全同意他的结论，也能从中得到启迪。现在，有些论者不大愿意在掌握资料上做艰苦扎实的工作，以为写作也像做生意那样，可以“一本万利”，甚至可以“空手套白狼”；以为一旦抓住了某一时髦观点，就能无往而不胜，可以任意构筑理论新体系。人们对理论研究中的浮躁之风深感忧虑。代熙的实事求是学风，对我们是很有参照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