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20世纪学术思想（包括文学思潮）、文化历程进行回顾与反思，是学界的一项重要使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不仅是因“五四”新文化运动自身的重要和影响的巨大，而且是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从整体上体现出了中华民族渴望新的文化创造的强烈冲动。抑压甚久的创造潜能在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受到了空前的激发，在积极接纳、借鉴外来文化的同时，在多种向度、多个层面上进行了旨在创造新型文化的探索。是固守旧的文化传统，还是创造新的民族文化，围绕着文化选择及其相应的诸多现实问题，于“五四”时期发生了非常频繁、激烈的争论。这在客观上也造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丰富和复杂：时代的强音和噪音交织在一起，精神的振奋和颓唐也交替发生，文化创造的成功和陷入误区的迷失形成了异态纷呈的文化景观。其中，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新文学运动，也在令人激动的氛围中有声有色地展开，从文学观念、审美意识、价值尺度、创作方法到文体变革、语言转换和传播方式等众多方面，进行了一场名副其实而又意义深远的“文学革命”。由此，“五四”新文学以其鲜明的现代“大文学”的形态，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一、新文化语境的生成 “五四”新文学不是猝然之间降生的。作为新时代的肖子，作为新文化的爱女，其生命和孕育实际在近代文化（文学）中就植下了根苗。尤其是在清末民初亦即19至20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和文化已经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内环境，同时初步形成了一种能够迎纳外来文化、努力建构新型文化的新文化语境，这就为新兴的文化话语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传播的环境，并在这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赋予新兴文化话语以特定的语义及语用功能。这也就是说文化语境为文化话语、文化创造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氛围与背景。离开了一定的文化语境而孤立、抽象地看待某些文化话语，便有可能造成对历史上的文化话语产生误解或曲解。因此，这也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历史文化（文学）现象时，应依循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尊重历史、回复语境，深入细致地探察文化（文学）现象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面对“五四”新文学，我们首先要关注的就是新文化语境及其由近代而来的逐渐生成。如果说近代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转型过程中一个极其关键的过渡时期，那么，其由近代而来逐渐生成的新文化语境也就成了“五四”新文学最直接的一个话语来源。 在鸦片战争之后，强行送来的西学和主动拿来的西学逐渐汇成了“西学东渐”的沛然莫御之势，构成了对中国积弊甚多的传统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但不是消灭），使中国开始艰难地从师法西方物质文化的自觉层面（如“师夷长技”及洋务运动等），进至师法西方政治文化、价值文化或精神文化的自觉层面（如维新运动、民主运动、宗教传播及准新文化运动等），在军事、经济、文艺、教育、宗教以及政治、法律等许多方面显示了日益增多的“西化”色彩，从而加速了中国迈向“近代”的进程，开始由一个固步自封的古老国家，艰难地向趋向开放、迎纳新知的国家转化。尽管这一转化过程所渗入的“殖民文化”素质曾引起种种刻骨铭心的痛苦，但其总体显示的跨文化影响，无疑在主导方面是积极的，预示着一种民族新生的强烈希冀，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具体的对于文化更新的策略性思考：各种出于救亡自强的文化策略，诸如“师夷长技”、“中体西用”、“启蒙西化”、“变法维新”、“民主革命”等，陆续出台亮相，其“求新声于异邦”的思路在历史上均显示了应有的进步作用和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在当年的“策划人”和“实践者”中，来华的外国人、改良的维新派及“帝党”、海外的中国人（主要是在海外的留学生及一些官员、商人等）、新式学校的师生、新型的文化工作者（主要是新进的编辑、作家、翻译家、记者等）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主要“人力”。而由此引发的生活、心灵及文学上的诸多变化，便逐渐形成了一种较之往古不同的新的文化氛围，建构了一种致力于革故鼎新的新的文化语境，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创造新型文化的冲动。如果说这种趋新的文化创造冲动必然会参与重构中国“现实”文化和“未来”文化，那么由此而来的逼近当时的近代文化（文学）所提供的文化土壤、文化语境，便顺其自然地构成了“五四”文学赖以诞生的关键性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只要从发展的眼光来看清末民初的“近代”文学，就会看到它是典型的跨世纪的过渡文学，在“完形”近代化、趋向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特殊作用，尤其是为“五四”新文化（文学）提供了文化语境得以生成的诸多条件，使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定势”逐渐被一种要求文化创新的“强势”所代替，并不断由此生成新的文化话语，构成更加趋新的文化语境，引发更大规模也更加深刻的新文化（文学）运动。 在1919年“五四”爱国的政治运动爆发的前后，于思想文化领域曾发生过一场规模空前的文化革命运动。这次新文化运动虽以“五四”这一最具轰动性的日期来命名，但它的起点却应该向前追溯。事实正如《五四新文化的源流》（注：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版。）的作者陈万雄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肇始，是以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1917年北京大学新文化运动倡导力量的结集，遂使运动得以风靡全国。”“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无论是反传统思想、白话文的倡导、西方文学理论的介绍等等，都可在晚清追溯到其渊源，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与前此的辛亥革命运动在革新思想上更有一脉相承的条理。”在晚清民初以来的文化环境中诞生了《青年杂志》（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而《青年杂志》（从第2卷始更名为《新青年》）又成了新一轮文化运动肇始的标志。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后来以《新青年》的刊名著称于世的刊物，集中体现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渴望创造新型文化和现代“大文学”的心愿和激情。其创刊号上不仅发表了主编陈独秀激情洋溢的《敬告青年》一文，向青年殷殷地提出了六点希望，而且在封面上非常醒目地印着美国著名的成功者（也是成功学的缔造者之一）安多留·卡耐基Amdrew Carmegie1835—1919 ）的肖像，同期杂志还发了彭德尊撰写的《艰苦力行之成功者·卡内基传》（注：卡内基，现通译为“卡耐基”。在这篇传记中，综述卡耐基成长、成功的历史，将其描写成为一个自尊自强的理想人物，意在感召中国青年向他学习。）。由此也昭示了当时中外文化汇通所形成的新的文化语境，的确能够培植出新鲜的话语，并由“文化习语”进至“文化创语”，以其富有生机的文化力量参与重构文化语境，使新文化运动展示出更加辉煌的文化景观，同时也使《新青年》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刊物和最重要的文化阵地。赖此，《新青年》同仁既可以淋漓酣畅地发挥其创造潜能，写出正面提倡和阐发新文化种种主张的华彩篇章，亦可有针对性地对种种文化保守主义主张给予必要的反驳与批判。同时在其它许多进步刊物的响应、声援或互补、映衬下，将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推向高潮。1917年初叶，《新青年》连续推出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等提倡新文学的重要论文，不仅表明着承续晚清而来的新文化运动结出了新的理论果实，而且鲜明地昭示着一种更加新颖的非古非纯的“大文学”必将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