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历史的学科，它最为基本的前提是遵循文学发展的先后、因果关系来展开述录，但在述录有关的文学历史时，并不是仅凭直观的记载就可了结的，它还必须有一种内在的框架来整合历史，使各种看似孤立、没有多大关联的文学现象在述史中建构出一种秩序。以下就对此问题加以论述，并分析三种较为典型的述史秩序的内在构成状况。 一、文学史述史秩序观点的提出 文学史是对历史上文学现象的述录，就是说，它的对象必须是在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并且文学史也应力求较为公允地写出它的面貌。然而，文学史在述录过去的文学现象时，就有一个如何述录才能较为准确、公允的问题。历史上有一个荷马或莎士比亚，他们作为文学家写下了不朽的文学著作，这一点只是历史的事件，但如讲出荷马和莎士比亚的文学史地位，他们各自从自己所处时代中汲取了什么文化养料，又对后世文学有哪些启迪、示范的作用，他们作品中体现出何种美学精神，等等，这些没有一个述史秩序则无从把握。现象只能提供述史材料，而论述的观点必须有站在现象之外的认识。 如果说在科学研究中有着以理论框架来整合对象的状况的话，那么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中就更是如此了。社会现象是错综复杂的，而且作为观测者的人自身也就处在研究系统中，所以，没有一个框架来整合对象则根本无法说明什么问题。丹尼尔·贝尔曾提出“中轴原理”的概念，即一种社会理论是靠一个基本的观点来整合各种社会现象的，它举例说： 对于马克斯·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对于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对雷蒙德·阿伦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里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5～16页。） 由这一段论述可以见出，同样都是说的近代以来的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各个理论系统所持的着眼点不同，它所得到的认识也就截然不同，而这不同的观点体系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依据。可以说，具体依据是埋藏在现实中的、散在的，彼此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关联，正是通过某种“中轴原理”，散在的现象材料才成为了理论的依据。 在文学史著述中，也有它的一些“中轴原理”，由不同“中轴原理”的差异，构成了文学史述史秩序的不同类型。 二、原型秩序：倒过来写的文学史 原型(archetype)，在字面上是指原初类型，它是由初始的(arche)和类型、模式(type)两个词合成的。这一概念用于文学批评是相当晚近的事，如果对其溯源的话，英国人类文化学派的剑桥学派算是较早的开拓者，其中尤以弗雷泽及其著作《金枝》为代表，算起来也不过是19世纪末的事，历史并不久远。然而，在文学史上以原型的观点来看待文学发展却已有相当古老的传统。 原型一词并非新创。早在古希腊的柏拉图，就用它来指称一事物之所以为该事物的本因，即理念或理式(idea)。列维—布留尔用原型来表示人类的集体表象，它是一种文化的共相，如大家都没有见过鬼，各个民族和文化中对鬼的描述也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有狰狞、恐怖等共同特点。到了原型批评中，原型一词又有了新的规定意义，它是指一种最先出现，以后又循环出现或重复出现的单位。荣格指出，原型“并非仅仅由传统、语言和移民传播，而是自发地、不论何时何地、不需任何外部影响地重现”（注：The Collected Works of Jung,Vol.9,Part 1,London,1968,P79.《荣格选集》第九卷，第一部。）。加拿大原型批评家弗莱则说：“我用原型这个词指那种在文学中反复使用，并因此而具有了约定性的文学象征或象征群。”（注：诺斯罗普·弗莱：《文学的上下文》，引自叶舒宪编《神话—原型批评》，陕西师大出版社1986年版，第16页。）可以见出，重复、循环是原型概念的最核心的含义。 北宋黄庭坚在文论史上被视为拟古主义者。他说过：“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注：黄庭坚：《答洪驹父书》。）以黄庭坚这一见解来看文学史现象，那么至少有成就的文学史现象都应有“来处”，那种创新的“自作语”不单是难，而且难以通向成功之路，而并非创新的一些改头换面之作倒是可能“点铁成金”。与黄庭坚不同，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是力求改革文风的，而他欲图改革的理论依据却只能在古代找到，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也。”（注：韩愈：《题哀辞后》，《韩昌黎文集》卷五。）就是说，韩愈是主张革新的，而这革新却是通向古代！对当时的人来说，现在不同于古代，如果未来又不同于现在的话，那么通向未来与回复到古代就可能是相通的，毕竟，循环论的历史观是当时最深入人心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