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和时政：政治文学的发展轨迹 解严、强人消逝、反对党建立、“统”“独”议题摆上桌面……80年代的台湾经历了政治上变动最为激烈、快速的年代，相应地，也成为“政治文学”空前繁荣的年代。进入90年代后，“解严”所释放的政治能量已渐衰减，政治“抓狂”现象有所沉淀，“政治文学”自然也有着相应的潮起潮落，但80年代所开启的一些议题或主题，则延续下来且有进一步深化的趋势。 “统”与“独”仍是90年代台湾文坛不能回避的议题。其中较集中、明显的对抗有：1995年间台大教师陈昭瑛得到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等呼应的、与若干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外文系教师围绕“本土化”问题的论争；1997年因纪念乡土文学论战20周年引发的由原乡土文学分裂的“统”、“独”阵营的对峙；以及1998年陈映真、吕正惠等对于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判。这些论争，都可说是“统”派作家、学者面对“台独”思潮在台岛兴风作浪所作的主动出击，在文坛树起了“统派”的鲜明旗帜。 近年来台湾分裂主义政治思潮的突出倾向是“亲日仇华”。它一方面将国民党（包括随同国民党到台湾的“外省人”）视为与荷兰、日本等相同的“外来”“殖民”者，宣扬只有脱离中国，才能结束被殖民的命运；另一方面则为日本的50年殖民统治涂脂抹粉，试图以此斫断台湾民众固有的中国情结和民族认同。台湾当局的头面人物公开宣称的“国民党也是外来政权”，被列入中学教科书的《认识台湾》，以大篇幅强调所谓日据时期“日本现代化带来的光明面”等等，就是这一思潮的典型表现。文坛可说是这一社会政治思潮的重灾区之一，部分作家舞文弄墨，为这一思潮推波助澜。他们遭到正义人士的批判和谴责，是必然的。如针对张良泽在《正视台湾文学史上的难题》（注：刊于《联合报》1998年2月10日。）一文中鼓吹设身处地、以“爱和同情”重新解读40年代的“皇民文学”作品，陈映真等深刻地指出：所谓“皇民化”运动的本质和目标，乃是要“彻底剥夺台湾人的汉民族主体性，以在台湾中国人的种族、文化、生活和社会为落后、低贱，而以日本大和民族的种族、文化、社会为先进和高贵，提倡经由‘皇民练成’……从而彻底厌憎和弃绝中国民族、中国人的主体意识，把自己奴隶化，对天国输绝对的效忠”。那种想要高攀“皇民”而对自己体内流动着的毕竟只是台湾人的血而感到绝望的情意结，陈映真等称之为“精神的荒废”，并指出：“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精神的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注：陈映真：《精神的荒废》，台湾《联合报》1998年4月2～4日，41版。）这就挑明了当年的“皇民”、“皇民文学”和现在的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台独”言论的某种内在联系，具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意义。 可以看到，由于“历史”被当成现实政治的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使得90年代“统”、“独”论争的焦点益发集中到“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历史）。这种论辩焦点投射于实际创作上，延续着80年代后期，取材于战后初期“二·二八事件”和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创作继续成为热点。前者如鐘肇政的《怒涛》、李乔的《埋冤，1947》等长篇小说，后者如蓝博洲的纪实作品《寻找剧作家简国贤》、钟乔的小说《壁中壁》。虽然这二者常有所交叉，其实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一些倾向于“独”的作者往往热衷于写“二·二八”，企图借此突出“族群”的区别和矛盾，挑起所谓“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关系问题。而与统派有较深渊源的作家则致力于50年代白色恐怖史的发掘和书写，从阶级斗争而非族群矛盾的观点，真确地反映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和人民革命斗争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原住民作家致力于抗日历史题材的创作（如游霸士·挠给赫的小说集《天狗部落之歌》、瓦历斯·诺干的组诗《Atayal》等），对于美化、正当化日本殖民统治的社会思潮，给予有力的反诘。 90年代中期“时政小说”的崛起，使台湾政治文学的发展有了一个较大的转折。它的着眼点从“历史”转到了“当前”，主题从揭示政治“压迫”转到了揭示政治“乱象”。此前近10年来的“政治文学”，从稍早的“牢狱文学”、“人权文学”到后来的“二·二八小说”、“白色恐怖史”作品，其主题均在揭示统治阶级的政治压迫。而所谓“时政小说”则未必触及政治压迫问题，而是直接取材于当前政治人物行迹以及刚发生、正在发生、臆测中即将发生的政治事件。如1994年前后，在台湾当局的“台独”言论引发两岸关系紧张的局势下，台湾出现了《一九九五闰八月》等一批揣测大陆武力攻台情景的畅销书籍，即属此类。 在“时政小说”上用力最著的当数张大春。1994年的《没人写信给上校》以真实事件“尹清枫命案”及其牵连的军购弊案为故事背景，于案件发生后一个月即在报上边写边载，随着媒体对于若干线索和案查过程的披露，同步甚或超前地设想案情发展始末和真相，其虚构几达乱真的地步。作者本意在借此写出统治机器的种种内幕和弊端。更具轰动效应的则是后来为台湾高层权力集团写“外传”的《撒谎的信徒》。小说主角李政男其实写的是李登辉，民进党候选人彭明敏以彭明进的名字代替，蒋介石父子则原名原姓地出现在小说中。作品着重描写李政男知遇于蒋经国而爬上权力的颠峰，却从来就是一个平庸懦弱、见识短浅的无能之辈。光复之初，他虽曾参与“耕耘社”的活动，其实只是一个无理想信仰的卷入者，在遭受情治部门的追查监禁时，即矢口否认自己这段历史，甚至检举了同伴，逃过一劫，成为一个道地的撒谎者和背叛者。作者由此达成了对当前台湾频频上演的政治闹剧和庸劣政治现象的揭露和嘲弄。小说单行本于1996年3月所谓“总统”选举前夕推出，除了戏谑捣怪之外，显然也带些影响选战的企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