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达的《播撒》一书在《柏拉图的药房》一章中曾设定了“逻各斯之父”这样一个命题。德里达认为：“仅仅一种言说的权力能够有这样一位父亲。这位父亲对于一种言说和活生生的存在来说总是父亲，换言之，准确地说正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观察和研究事物。”（注：雅克·德里达：《播撒》(Jacques Derrida.Dissemina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P.80.）在这里，我们从德里达的这一诗学理论表达中不仅能够捕获到这样一种困惑：究竟是“逻各斯”使我们象父亲一样在言说，还是我们的言说受动于“逻各斯”之下；我们还可以获得这样一个信息：“逻各斯”渗透在言说中呈现出的权力话语，在西方诗学文化传统中凝固为一个坚挺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一、现代与后现代诗学理论对“逻各斯”的重新发现 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把哲学的诗性与诗的哲思联姻在本体论的追问上。在海德格尔那里，如果说哲学的根本问题就是诗的问题，那么，诗学的根本问题又是哲学的问题。在西方语境下，关于文学问题的困惑从来都是诗学在哲学的层面中给予澄明的回答。德瑞克·阿崔基在德里达《文学的行动》一书的“导言”中也指明了德里达把他的诗学思考从哲学透向文学的路径：“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对于任何把自身交附给文学研究的学者来说肯定是一个中心问题。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以来，这个问题在西方的哲学传统中已经给予重复的设问。说到底，这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文学问题；它必然招致关于文学本质的论述，招致把文学从所有的非文学中界分出来。在传统界分的文学与非文学中，只有哲学才能更为清楚地确立这两者的属性。因此，我们不必惊奇雅克·德里达作为一位哲学家（特别是作为一位对全部哲学传统有着强烈感受的哲学家）应该发现这个问题萦绕着他。”（注：雅克·德里达：《文学的行动》(Jacques Derrida.Acts of Literature Routledge Press,New York London 1992.P.1.）在这里，让我们的思考也透过哲学的层面切入到诗学的空间来反思德里达解构主义诗学理论颠覆的终极标靶及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东西方诗学文化传统都无法逃避设定一个形而上的超验中心作为思、理性及逻辑起始与回归的终极(Telos)。这个终极不仅成就了一个民族的诗学文化，也成就了一个民族思者自身的智慧、欲望和生存价值；因此，这个终极就是使诗学文化在哲学的维度上得以发生且成为可能的本源。德里达在《人的终结》一文中把哲学与政治维系在一起，认为“每一次哲学讨论必然地有一种政治意义。……因为哲学讨论总是把哲学的本质与政治的本质维系在一起。”（注：《人的终结》见于雅克·德里达：《哲学的边缘》(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111.）其实，诗学的讨论又总是与哲学的思考维系在一起，一个民族的诗学文化传统总是命定于本民族的哲学思考所设定的中心，使自身的诗学理论批评视野带着政治的价值判断透向艺术的审美空间。在西方诗学文化传统那里，这个本源就一个让无数智者哲人敬畏而思考不尽的范畴：“逻各斯”——"Logos"。J.克拉德·艾文斯曾在《解构的策略：德里达和声音的神话》一书中描述了海德格尔对西方诗学“逻各斯”传统的追溯：“1944年海德格尔回到了逻各斯的主题，这一次他在一个讲座的语境下冠以‘逻各斯：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理论’的主题。这次研究的结果合并于《逻各斯》这篇文章中，这篇文章刊发于1954年。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指出有一个漫长的逻各斯传统向古代延伸，这个逻各斯传统把赫位克利特的逻各斯解释为本质、宇宙的规律、逻辑、思之必然、意义与理性。但是海德格尔立刻把这个传统置入问题中：一个呼唤一遍又一遍地为理性作为契约与省略的标准而鸣响。从什么时候开始理性就那样运做，随着非理性与反理性在同一个层面上，理性在同样的一个疏忽中坚忍，遗忘了对理性基本起源沉思，遗忘了让理性自身进入它的到来？但是，这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如果我们依赖于理性，假设理性是自律的和以自我为根基的，我们将在问题中犯了遗忘的罪行。一个人可以把这样一个位置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这个假设即逻各斯是中心的，以自我为根基的。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以`Legein'开始了他关于逻各斯的讨论……”（注：J.克拉德·艾文斯：《解构的策略：德里达和声音的神话》(J.Claude Evans,Strategies of Deconstruction:Derrida and the Myth of the Voice,University of Minnersota Prss,Minneapolis Oxford 1991.P.xxii.）实质上，从“逻各斯”作为一个先验的本体 范畴在赫拉克利特的思考中鸣响了言说之后，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到巴门尼德的存在、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的太一、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上帝、欧陆理性主义者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康德的物自体，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后来者都是以不同的理论表达式来谛听、复现、承诺“逻各斯”的言说。可以说，西方古典诗学正是以“逻各斯”为本体、终极、始源和中心推演出一部古典形而上学的发展史。西方古典诗学的“逻各斯”传统在黑格尔那里，承借辩证法方法论的力量向本体论体系建构的自恰而运作，最终演绎为一个庞大而精密的金字塔体系；这个体系以绝对理念为“逻各斯”的化身，从而封闭了西方的整个古典诗学文化传统，同时，黑格尔在“逻各斯”上建构的辉煌也标志着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终结。西方诗学文化传统的发展也正是在黑格尔这里，以“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为西方诗学的古典时期划上了一个辉煌的句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哲学是一种满足生命征服欲和占有欲的智力游戏，一个“逻各斯”哲学体系在一位智者的思辨中建构的完毕与辉煌必然要招致后来哲人的挑战。黑格尔之后崛起的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肇事者，正是在这样一个心理意义的深度中撕开了对西方古典形而上学拒斥和颠覆的帷幕。西方哲学在本体论、方法论与价值论上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也昭示了西方诗学从古典迈向现代的理论步伐。从方法论上看视，西方现代主义哲学的肇事者对西方古典形而上学的反动是从人本主义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这两个走向起步的。人本主义哲学的肇事者是以叔本华、尼采、柏格森等为代表，他们张扬唯意志论，以生命的非理性对理性——“逻各斯”进行拒斥；“世界是我的表象”、“上帝死了”和“宇宙是生命冲动的派生”的哲学宣言、逼使西方古典哲学从“逻各斯”本体论向人本主义哲学的生命本体论转向。前者，“逻各斯”是宇宙的本体，后者，生命是宇宙的本体。在本体论的源点上，这一转向构成了以生命对“逻各斯”进行交换的反形而上学的价值取向。科学主义哲学的肇事者是以G.E.摩尔、戈特洛布·弗雷格、罗素、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等为代表，他们把孔德与马赫的实证主义哲学逻辑化，把哲学归属于语言，把哲学的思考归属于对语言、言说、书写、符号、能指、所指、意义、逻辑、结构实证的分析，从而扬起分析哲学的大旗。分析哲学在思考的平台上促导了西方现代哲学向语言的转向，形成了把思考透过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而直指在本体上言说的“逻各斯”的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