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走向民间的倾向是总结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和教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另一方面，世纪末的中国文学正发生着一场巨变，一些作家迅速地走向民间和大众，一些理论家为之热烈欢呼，使民间话语成为一种新的时髦。文学潮流的发生和发展必然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但现实的合理性中却往往包含了历史的盲目性。文学史的研究应该为文学发展道路的选择提供参照，因此，当世纪末文学昂首阔步向民间和大众进军时，就更有必要回顾一下20世纪文学走向民间的历程及其后果。 一 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辉煌胜利，但是，它一开始就为民间话语的生长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无论是《文学改良刍议》、《文学革命论》等纲领性文件中的理论主张，还是纷纷写人力车夫、工匠、学徒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创作实践，都显示着新文学一开始就存在的对民间大众的热情。正因为这样，20年代初就有了“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新文学的开拓者们倡导白话，力求作品通俗易懂，出发点是使新文学更容易为广大读者接受，而不是要求文学去迁就和适应大众。新文学运动致力于语言工具改良的全部目的在于现代性启蒙。新文学的开拓者不会为通俗之手段而牺牲启蒙之目的。如当年周作人曾提倡平民文学，但他特别强调的却是“平民文学不是专做给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他的目的，并非要想将人类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样，乃是想将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适当的一个地位。”（注：周作人：《平民文学》，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P211-212。）在那股启蒙思潮还没有完全过去之时，人们还没有忘记五四高举科学民主的大旗张扬个性反抗传统的启蒙主义方向。 然而，五四高潮过后，由于思想资源的复杂化和社会改革现实的影响，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在热心于社会运动的同时在文坛上寻求新的超越，开始向民间和大众靠拢。转变的开始是一些本来一心一意表现自我而很少关注社会现实的作家开始表现社会生活。郭沫若在1924年到宜兴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后写了《水平线下》等反映农民生活疾苦的作品，宣布以后要把头埋到水平线下，多领略受难的人生。这不过意味着由为艺术而艺术转向为人生，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而现实主义正是五四文学的主流，为人生也正是新文学开拓者们和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早就那么做的。然而，伴随着郭沫若等这种转变的却是他们对自己在五四高潮中粗略接受的现代观念的清算和对五四新文学的再革命。创造社对新文学进行再革命的愿望由来已久，当他们刚刚回国的时候，就曾经进行过发动，从郭沫若《我们的文学新运动》等文章可看到他们进行新的超越的意图。然而，由于缺少新的理论支撑，这个愿望没有能够实现。到了“革命文学”运动，他们依靠的不再是自我表现和个性的张扬，而是走向民间大众，走向革命。1926年，穿上国民革命军军装的郭沫若发出了新的呼唤：“青年！青年！我们现在处的环境是这样，处的时代是这样；你不为文学家则已，你们既要矢志为文学家，那你们赶快要把神经的弦索扣紧起来，赶快把时代的精神提着。我希望你们成为一个革命的文学家，不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这也并不是在替你们打算，这是在替我们全体的民众打算。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在的制度之下也是求不到的；……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人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你们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注：郭沫若：《革命与文学》，《创造月刊》1926年4月。）接着，创造社和太阳社的成员们纷纷发表文章，认定个人主义的文艺早已过去，继之而起的将是民众的文艺。“旧式的作家因为受了旧思想的支配，成为了个人主义者，因之他们写出来的作品，也就充分地表现出个人主义的倾向。他们以个人为创造的中心，以个人生活为描写的目标，而忽视了群众的生活，他们心目中只知道有英雄，而不知道有群众，只知道有个人，而不知道有集体。”他们明确地提出：“革命文学应当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它的主人翁应是群众，而不是个人，它的倾向应当是集体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注：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见《当代中国文艺论集》，上海乐华图书公司1933年版。）他们要“以农工大众作我们的对象* ，“努力获得阶级意识”，并且在语言上“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创造月刊》1928年2月。）作为五四文坛上颇有实力和影响的社团，创造社和太阳社最先表现了一种走向民间话语的倾向。 到了30年代，新文学进一步向民间和大众倾斜。大众文艺运动的民间走向是有目共睹的，无须多谈。需要注意的是，左翼文艺运动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虽然尖锐对立，却同时对文学发出了走向民间和大众的传唤。在30年代初期中国文坛上的几大流派和他们进行的文学运动中，左翼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民间大众话语，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更多地代表着国家权力话语，然而，尖锐对立的两大阵营都一样拒绝继承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一样要求文学走向民间大众。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都要获得大众。都要争取广大的读者。就形成一种合力，使更多的作家走向民间，向大众靠拢，加快了文学民间化的进程。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由于战争的需要，文学迅速集中到民族救亡的旗帜之下。从某种意义上说，抗战文学的兴起意味着民族主义文学的胜利（抗战前夕左联的解散就是一个象征），意味着国家权力话语的胜利（爱国的思想和行为总是国家权力最希望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也是民间话语的胜利。因为民族主义本来就不仅仅属于国家权力，而且深深植根于民间文化和大众心理。在20世纪的中国，民族化必然意味着大众化，大众化必然导致民族化，两者高度统一，只有现代化与之矛盾重重难以合流。其实，左翼文艺运动与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之间，对立的只是政治意识，而文化观念和文化立场都相差无几，文学观以及对文学的要求也极为相同。何况，现实的需要是：既然一切服从抗战动员和宣传的需要，文学就不能不迁就和适应大众的要求。文学的民间化不仅表现在快板诗、枪杆诗、街头剧的大量涌现，而且表现在理论上的民族形式讨论。民间旧形式的利用是这个时期文学走向民间的更有力的证明。它同时完成着文学的大众化民族化。然后是首先在陕甘宁边区首先确立而在40年代末推向全国的文学大众化方向。“秧歌扭到天安门，全国上演白毛女”，陕北民歌响彻全中国，50年代文学是民间话语与新的国家权力话语的结合，它以民间的形式承载着刚刚从民间转化而来的国家权力话语。1958年的大跃进民歌运动毫无疑问是对当代文学中民间话语和大众化方向的一种巩固，因为在“双百方针”提出的背景上曾经有人试图脱离这个方向。从“革命文学”到“文革文学”，这个不可分割的完整过程已经为多数学人所共识，而与这个过程相伴的就是20世纪文学民间化的过程。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长达半个世纪的民间化过程究竟给文学带来了什么？ 二 在文学走向民间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首先显示的一个结果就是否定五四新文学、排斥西方文化、复归民族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