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文学研究

      朱克博士在为希腊悲剧所作导言的一条注释中涉及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他要求学生把中国元代的三出戏跟这本选集中的三部希腊悲剧作一比较。这一建议意味深长，因而我有意将其进一步展开。比较研究的方法在中国也许比在任何别的国家更为迫切需要。从两个方面可以感觉到这种迫切需要：一方面，比较材料的缺乏导致我们的人民过高估计我们的文化成品的价值；另一方面，这同一原因在他们评价某些文学经典和艺术作品时造成文人雅士的盲目。此话不假：“自己的儿子自家好，或者，自己田里的庄稼总错不了。”关于前一种民族弱点，无须多说。仍然有数不清的学者认为中国文学在全世界是无与伦比的。这种自我欺骗，在目前这一代人和将来一代人学会了解其他民族的精品杰作之前，是不可救药的。然而，有一句话必须说明：中国人一直是有罪的，他们低估甚至完全贬低他们的文学成品中某些非正统的形式。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长篇小说，它虽然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并对民众的道德生活和宗教生活产生了最大影响，但是文人雅士从来没有把它看作文学创作的一种值得尊重的形式，直到中国直接接触到司各特、狄更斯、大仲马、小仲马和其他小说家——他们的作品有幸被及早翻译成汉语，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这就要求进行长篇小说的比较研究，以便建立中国的长篇小说，这就好像要求摩根们和弗里尔们慷慨购买，从而重新唤醒中国人对古代瓷器和绘画作品的兴趣。

      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说明需要比较的文学研究。在中国文学中，尤其在长篇小说和戏剧中，非常缺乏对悲剧性的鉴赏力。在大多数中国长篇小说和戏剧中还可以发现缺乏整体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情节布局观。戏剧在元代已经演化成一种分成四幕或者三幕的相当统一的(unified)形式，不久却退化成为每出三十八或者四十二幕或者场的戏。所有这些不足，直到跟西方最好的悲剧和长篇小说进行比较研究而清楚显现之后，才得到弥补。

      从史诗方面可以举出另一组例子。认为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史诗这种一般的看法仅仅说对一部分。最近500年里，在中国北方也在中国南方出现了一种押韵的叙事形式，这种形式完全属于史诗门类。最初这种形式由一种弦乐乐器琵琶伴奏演唱，有时也用鼓伴奏。人们曾称之为弹词，但是如今在长江三角洲，它以滩簧而闻名，在中国北方则以鼓书而闻名。这些叙事作品处理的主题通常是爱情和英雄行为。不过爱情占据支配地位，而且相爱的人几乎千遍一律是才子佳人。其文学形式（译者按：即文本）始终是专业演唱者和朗诵者的作品，他们大多是没有学识的阶层；结果这种文学形式含有许多粗糙之处，也含有不少自然的美。中国人知道了西方的史诗之后，一些学者开始认识到，这些押韵的叙事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至少代表了史诗发展的一个阶段。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做过通俗叙事文学的通俗研究，不过可以期望，中国的学生在更加熟悉了西方的史诗和英雄传说之后，他们会以更好的鉴赏力和批评判断力来研究中国的弹词。

      最后，有一点须指出，比较的文学研究不仅为比较和阐释提供资料，而且提示了把握尚未系统处理的材料的新方法。希腊和近代(modem periods)这两个伟大时期戏剧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富有启发的例子。两个时期的戏剧都起源于宗教崇拜和以可见的生动的形式表现宗教传统的欲望。在古代，正如朱克博士在希腊悲剧导言里所指出的，戏剧缓慢经历了各个演化阶段——舞蹈歌队从右向左舞动歌唱和从左向右舞动歌唱；后来发明了一个演员，不久数目从一个增加到三个。这种形式上的演化在后来各个时代持续不断：演员数目不受限制，散文的偶尔插入，散文对白最终替代押韵的诗和素体诗，在比较近代的戏剧中对时间一致和地点一致规则的违反，而在独幕剧的发展中最近又回到一致规则——所有这一切不过是持续不断的演化进程的不同阶段。对于一个中国的比较文学的学生来说，西方世界中文学演化的这些阶段，为他提供了丰富的比较的资料，同时提示了一种研究方法，一种历史的观点，这是极其有价值的，这种方法和观点，把所有未成熟的形式和成熟的形式按照产生时代的先后顺序排列，并追索其在各时代的前后发展线索。如此这般，曾经似乎因难以辨别而显得毫无希望的一大堆资料，在历史的亮光中变得完全清晰可辨了。这样，中国戏剧的历史就可以如此看待：自其起源于卑微之境况以来，它或多或少经历了相似的变化。中国戏剧早期的宗教源头，其早期与舞蹈的联系，领舞者或者代言者的兴起——区别于不说话的演员和唱歌的歌队，人物逐渐区分开来，从早期朗诵者的间接叙事到元代戏剧直接叙事的变化，散文对白在演唱部分之间的插入，几乎纯粹是散文的戏的偶然出现——这些事实的历史意义从来没有得到也从来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领会。必须指出，缺乏对历史发展的理解，这不仅仅是学术兴趣的问题。目前关于中国戏剧改革上的保守主义，它作为最近总体的中国文学革命的对立的一个侧面，大多由于没有看到当今状况的中国戏剧恰好是长期受到抑制的发展的一个案例。演唱和杂技的特征，象征性舞台运动代替场景变换，还有中国戏剧的许多其他的缺陷，必须被看作比它们的有效性留存得时间更长的遗迹，它们肯定不是不可超越的顶点，并非一切进一步的改进都成为多余或者难以令人满意。

      因此，这将是人们所期望的：在使用这本教材时，教师将为了比较的目的而充分利用西方文学的这些杰作。比如在学习荷马史诗时，应当让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史诗古怪的缺席而在比较近代时这种叙事诗类型的兴起。中国古代果真没有史诗吗？或者它的制席可以由其可能失落来解释？诸如《楚辞》这样的作品所提及的神话方面的姓名中有史诗的线索吗？难道《诗经》（《诗集》）中保存的最古老的抒情诗不足以弥补远古史诗的失落？在学习悲剧时，也应当让学生明白，在中国戏剧和长篇小说里稀少得可怜的悲剧性哀伤，在中国的诗里则经常可以发现。元代的《汉宫秋》，明代的《梧桐雨》应该被称作悲剧吗？或者后来采用同样主题的《长生殿》应该被称作悲剧吗？著名的描写明王朝最后时光的《桃花扇》可以跟这本教材中的《特洛亚妇女》作比较吗？具有相似性质的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将帮助学生欣赏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我相信这是一种理想的欣赏，正是这种理想的欣赏激励朱克博士着手编定了这本很有价值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