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在全国县级以上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中，以整风精神深入开展“三讲”教育，“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领导水平、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抵御风险能力的需要；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需要”。要使“三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必须在思想上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对当前开展“三讲”教育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这里结合近几年查处的一些领导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就此谈谈我们的一些认识。 领导干部在“三关一岗”上没有经受住考验，是其走上违纪违法道路的突出教训 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以来，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下，各级执纪执法机关立案查处了一批领导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十五大以前的五年中，共有七十八名省部级党员干部、一千六百七十三名厅局级党员干部受到处分。1998年又先后查办了湖北省原副省长孟庆平、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等十几名省部级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在查办这些案件中，我们发现目前一些人主要是在子女、美色、“傍大款”等问题上犯错误，栽跟头，走上违纪甚至犯罪道路的。 不能正确处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关系，多数是在“大款关”上栽跟头。在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帮助、支持企业解决困难，与厂长经理形成一定的工作关系，这是正常的，也是应尽的职责。但是，有的领导干部却把这种工作关系逐步演变成“私人关系”，甚至成了“哥们关系”。这些领导干部热衷的不是同普通群众交朋友，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而是“傍大款”。从此什么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等不法行为都出来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徐炳松、玉林市委原书记李乘龙都喜欢傍大款，与当地几个个体老板的关系很“铁”，利用职权为他们批工程、批公司、批贷款、弄官帽，从而逐步陷入严重违纪违法的泥潭。尤其严重的是，一些“老板”、“业主”、“包工头”等“大款”为了谋取不正当甚至非法利益，对掌握重要权力的领导干部极尽拉拢腐蚀之能事，有的慢慢投资培养感情，有的不惜重金直接收买，有的甚至掏钱替别人买官，在党政机关、政法机关等重要部门扶植其代理人。一些领导干部就是这样逐渐由人民公仆沦为不法利益的代言人，甚至成为“黑社会”等犯罪势力的“保护伞”。查处湛江走私大要案发现，某些地方之所以走私之风猖獗，同当地官员和违法犯罪分子搞权钱交易、内外勾结有着密切联系。 不能认真约束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在“亲情关”上栽跟头。党员领导干部的家风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党风的一个缩影。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干部能不能管好自己的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已经成为对其党性党风的一个重大考验。现在，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包括个别高级干部在亲情与党性的矛盾面前丧失原则，对其妻子、孩子依仗其权势，经商谋利、胡作非为的行为，熟视无睹，不管不教，甚至还利用职权批条子、打招呼，给予支持、纵容和庇护，最后犯下严重错误。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中，许多领导干部都是在这个问题上栽了跟头。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于飞，为子女要地进行非法倒卖，牟取暴利，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尤其令人痛惜的是，领导干部对自己配偶、子女非法经商谋利不进行有效制止，逐步酿成严重后果，不但自己犯了违纪违法的错误，而且还往往导致全家一块毁灭的悲剧，湛江市委原书记陈同庆、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等就都是这样的结局，真是害国、害家、害自己，教训极其沉痛。 不能牢固树立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观念，在“美色关”上栽跟头。领导干部只有具有比常人更高的精神境界，受到更严格的道德规范的约束，才能得到人们的尊重，才有掌握权力的资格。近些年来，不法分子对掌握实权的领导干部不仅搞金钱“攻关”，还大搞美色“攻关”。一些领导干部经不住女色的诱惑，搞权色交易，并进一步发展到非法捞钱以满足不正当需要，逐渐堕落成为违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的五毒俱全的腐败分子。陈希同、王宝森、胡建学、曹秀康就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不能“守住最后一班岗”，为在离岗退职前“留后路”而走上邪路。一些领导干部在即将退休前打个人的小算盘，想趁着有权之际捞一把，为自己留下后路，甚至也为子孙后代留点财产，以致以身试法，铤而走险，最后弄得身败名裂。领导干部守不住最后一班岗，竟使“退休离岗关”变成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廉洁考验关”。这就是所谓的“五十九现象”，它是目前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一个突出特征。广东省人大原副主任、东莞市委原书记欧阳德，河北省人大原副主任姜殿武等，都是“五十九现象”的典型。 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归根到底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教育 每个领导干部犯错误的具体原因尽管各不相同，但放松学习、忽视教育却是共同的根本原因，都是“三不讲”的必然结果。 思想教育一直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们党永葆本色和活力的重要方法。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江泽民同志也深刻指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领导干部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许多缺陷和薄弱环节，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上都存在形式主义、不讲效果，体现不出时代特色，很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等问题。对领导干部的教育本来是多方面的，既有家庭的教育，也有社会的教育；既有个人的自我教育，也有组织的帮助教育；既有领导集体的内部教育，也有群众的外部教育。但是，这些教育都不同程度地被弱化了，放松了。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挤时间多学习，不断加强理论和道德修养，而是沉湎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之中，甚至与某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活动混在一起。无论是对党还是对党的干部来说，理论上的成熟都是政治上成熟的基础。领导干部不学习，缺少科学理论的武装，必然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感性，以致美丑不分，是非不辨，使自己的缺点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大错。组织上的批评教育乏力，也为领导干部腐败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目前，在党内的一些组织中好人主义盛行，致使低级的、错误的倾向得不到及时有力的制止。现在有一种说法，“腐败分子有很多表现，一看就知道”。这句话虽有不准确的地方，但也符合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情况。许多领导干部平时就有违背党的性质、宗旨和廉洁自律规定的“异常”表现，领导和同事也看在眼里，就是不提醒、不教育、不制止，看着他最终堕落到严重违纪违法的地步。如果一个人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教育，解除了思想武装，就会失去内在约束；再缺少有效的外部教育，尤其是那些“逆耳忠言”，就失去了外部约束，生活在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的干部不可能不犯错误。因此，学习和教育绝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而是一个非常现实和重要的问题，每一级党组织、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对此都要高度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