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并购商誉、风险承担水平与创新投入  

作者简介:
李健,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组织战略、技术创新与家族企业;崔雪,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江苏民营经济基地研究助理,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与创新;陈传明,南京大学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社会资本与组织战略。

原文出处:
南开管理评论

内容提要:

创新是中国家族企业能否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下转型的关键,然而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家族企业面临着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基于信号传递理论,本文首次从并购商誉视角,探究并购商誉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本文以2008—2018年家族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理论构建并检验了并购商誉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作用机制及作用情境。研究结果表明,并购商誉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正向影响;风险承担水平是并购商誉正向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中介机制之一;标准审计意见强化了并购商誉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也强化了风险承担水平在两者关系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丰富了并购商誉的经济后果研究,拓展了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前因研究的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家族企业基业常青和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经验证据和管理启示。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22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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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华永道《2019年全球新生代调研——中国报告》①显示,数字化转型浪潮下,对日新月异科技的适应是中国家族企业转型的关键,而对此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便是创新。但已有研究显示,中国家族企业往往面临创新投入不足的问题,[1,2]如2009—2016年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的均值为3.46%,低于同期非家族企业(4.17%)。[3]家族企业是民营企业的主体,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实施不可忽略的关键,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不足不仅会削弱家族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的竞争力,也不利于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实施。因此,进一步探究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前因,寻求有利于提高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驱动因素,是学术界、企业界和政府共同关注的重要问题。

      目前学术界基于家族企业特征,主要从三个理论视角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前因进行了理论探索:(1)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研究认为,家族企业内部家族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容易给家族企业带来额外的代理成本,[4]也会出现利用隧道行为占用或转移公司利润,[5]将用于创新投入的资金挪作他用,[6]从而造成家族企业创新投入较低。但也有研究认为,家族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重合降低了其代理成本,提高了管理者行为的长期导向,家族企业因此具有长期投资视野,有利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7](2)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的研究提出,“为避免损失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减少不确定性较强的创新投入的重要原因。[4,8-1]对社会情感财富的分维度进一步研究则提出,只有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会抑制家族企业创新投入,[12]并且对创新投入的限制主要体现在短期投入方面,但有利于家族企业的长期创新投入。[13](3)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则认为,家族企业在经营状况方面往往更不透明,[14]难以满足外部投资者对企业运营及财务资金使用较为清晰的监管要求,因此家族企业更容易发生外部融资约束,由此限制了其创新投入。但也有研究认为,家族成员能够提供信任、情感支持、个体社会关系等独特资源,[15]有助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由此可见,学术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行为的研究已经突破二元论视角的限制,[16]深入挖掘了单个理论视角下家族企业创新行为多面、多角度的解释,提供了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研究丰富、深刻的认知成果。

      Zephyr数据库显示,中国企业并购金额和并购数量分别于2011年和2014年位居全球第二,②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数量保持基本稳定。③在这一过程中,已有研究证实相对非家族企业,中国家族企业并购倾向更强,并购金额和并购对象数目更多,并购绩效也更好,[17]是中国企业并购浪潮的主力军。在家族企业并购实践背景下,本文认为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存在以下可进一步探索之处:

      (1)存在基于家族企业并购实践、应用新的理论视角的空间。如前文所述,目前学术界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以上理论侧重于家族企业区别于非家族企业的“家族特征”。然而也有学者提出对家族企业的研究不仅要关注其与非家族企业在企业内部结构方面的差异,更要关注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在应对外界环境的过程和结果差异。[18]并购是企业与外部环境交互,快速实现自身经营调整、资源获取及优化的重要活动,在此过程中家族企业相对非家族企业在并购实践中的差异已经得到证实,[17]那么这是否会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产生影响,学术界需要引入新的理论视角进行研究。信号传递理论指出,具有信息优势的一方为了避免处于信息劣势一方的逆向选择,可以通过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经营信息的信号,达到减少信息不对称、推动外部相关利益者正向市场反应的目的,如业绩承诺在并购中的信号作用能降低并购的交易成本、提升并购的协同效应,[19]以及在股价低估时通过并购向外部投资者传递公司属于高质量企业的信号[20]等。那么信号传递理论是否可以应用在家族企业并购实践背景下,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问题进行研究,是学术界值得探索的理论研究视角。

      (2)存在基于家族企业并购实践、挖掘新驱动因素的空间。并购是企业应对转型变化快速获取创新资源的高效反应,[21]企业并购实践既是企业战略决策的结果,又会对企业后续经营活动产生深远影响,如企业并购活动带来的商誉能够反映企业并购后的超额盈利能力及协同效应,[22]可以起到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和改善企业业绩的作用。[23,24]因此在中国家族企业并购实践背景下,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并购商誉能够被外部相关利益者视为企业未来经营情况的一个信号,可能是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新驱动因素之一,这是学术界尚未探讨的内容。

      (3)仅研究并购商誉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关系,并不足以揭示两者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目前仅有一篇文献基于商誉的“超额收益观”,探讨了中国发生商誉事项的所有企业商誉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关系。[25]但尚未有研究基于信号传递理论,关注并购商誉对外部投资者的信息传递效应及该效应对内部管理者决策的影响。并购商誉所对外传递的信号并非家族企业创新的充分条件,企业同样需要从内部改变对创新投资决策的风险态度。风险承担是企业出于获利目的在决策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结果,通过承担风险来获取利润是企业经营的基本逻辑。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是企业创新决策的关键考虑因素,[26]直接影响了企业创新意愿。[27]因此,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研究离不开对风险承担水平的关注。那么家族企业并购实践背景下,并购商誉是否会通过家族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改变影响家族企业创新投入,这是学术界尚未回答的问题。本文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认为,并购商誉作为一种特定的会计信息一方面能够传递积极信号、降低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抑制代理成本,加强外部投资者信心;另一方面,并购商誉信号传递在引起投资者情绪高涨的同时,又会促使形成管理者乐观主义以促使两者协调一致。[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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