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19)02-0005-15 一、引言 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社会具有“政治集中、经济分权”的基本制度特征，政府作为优质资源的垄断者，可以依照自身想法分配社会资源，官员作为政治权力的法定代表，可通过法定权力改变经济、金融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Jones和Olken，2005)[1]。因此，在中国这样独特的“关系型”社会背景下，一些企业选择通过政企联系这一手段以建立企业核心优势。同时，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市场开放程度还会进一步扩大，企业通过市场策略的实施来获得市场地位和份额的提升、市场优势的获得、销售收入的增加等(Vorhies和Morgan，2003)[37]更为主要。然而，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将会限制政治策略与市场策略的同步实施效果，维持政企关联、实施政治策略，则会忽略来自市场的各种机会和威胁；或者即使发觉了即将来到的危机，但由于长期依赖于关系型成长的企业惯性，缺乏动态能力的培养来利用机会和规避威胁，最终导致企业价值折损。为了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促进权利、机会和规则平等，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17年发布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了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畅通政企沟通渠道、规范政商交往行为。因此，助力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企业开展规范化和合理化的政治活动、市场活动，解决决策矛盾，对企业的价值提升和市场竞争力提升都显得尤为重要。 现有研究多站在单一决策方式上分析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卫武，2006[2]；田志龙等，2003[3]；田志龙和邓新明，2007[4])，其中部分研究将政企关系作为中介变量，来探究市场因素如何影响了企业发展(彭华涛，2013)[5]。也有将政治策略归为非市场因素来探究市场和非市场两大战略对企业成长的作用(邓新明和朱登，2013[6]；田志龙等，2007[7])，但缺少将政治策略和市场能力放在同等地位，分析这两种能力和资源要求截然不同的策略对企业价值提升的影响机制，以及这两种策略的整合效应。鉴于此，本研究主要关注如下问题：在中国经济转型期独特的社会环境下，制造业企业选择建立政企联系的政治策略对于企业成长价值会产生什么影响？能带来企业成长价值的提升吗？企业选择培养核心能力的市场策略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企业若同时实施政治策略和市场策略，对企业价值的交互影响又怎样的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两种不同的策略，对转型经济下的企业经营决策和政府职能转变提出启发。 为研究这些问题，本研究构建了政治策略、市场策略与企业成长价值三者间的理论模型，并以世界银行2011年12月至2013年2月间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问卷为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最终样本数量为1440家制造业企业。通过回归模型检验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发现：(1)政治策略的实施对企业成长价值的提升有显著积极的提升作用；(2)企业市场策略提升了企业成长价值；(3)企业政治策略和市场策略具有相互挤出效应和替代效应，由于企业资源和能力有限性，为了提升成长价值企业需对两种策略进行择优选择并重点实施，实现效用最大化。 这些研究发现对丰富了在中国经济转型期，政府部门和市场环境两种不同角色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研究。首先，本文的综合研究进一步丰富企业价值理论和企业创新行为理论研究的进展，学者们普遍赞同的重视核心竞争能力培养的市场策略不是一直适用于发展中的企业。其次，由于资源有效性和两种策略的相互挤出，企业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和环境，择优而用。此外，本研究发现，政治策略和市场策略这两种双元战略的实施具有时间序列性，是动态间断平衡的，即间断双元(punctuated ambidexterity)。企业在特定的时间段会通过序列化地将资源分配给两种不同的成长战略，通过随时间的变化来改变组织结构以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另外，现有双元理论的研究视角多是站在组织学习(Siren等，2012)[8]、组织进化(O'Reilly和Tushman，2004)[9]、国际化(Hsu等，2013)[10]等角度进行研究。本研究延伸了双元理论在成长战略理论中的应用，聚焦于政治策略与市场策略，对双元理论的应用场景进行了拓展。 在实践方面，本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站在企业高管的角度，在企业日常经营中不但要注重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也要关注政治因素，充分利用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获得发展机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但同时，需要留意选择的策略与企业发展需求的匹配度和契合度。企业管理者更应放眼于世界级的舞台，放眼未来，注重企业核心能力的建设培养，借助市场行为来发展国际竞争力。对于正处于转型经济时期的中国政府来说，首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提升创新性知识的效率及其商业化的概率。市场化的改革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政府部门要学会划清与市场的边界，以法制建设来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其次，强化并建设相关监督机制，保证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抑制寻租行为，建立政企之间真诚互信、良性互动的工作关系，促使越来越多的企业向市场策略转变、向培育和提升国际竞争力转变。最后，在明确政府干预边界的基础上，激发企业能动性，引导企业建立健康、良性的政企关联和商业关联，引导社会企业助力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