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企领导背景特征与董事选聘的关系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丹,女,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企业创新、公司战略,北京 100872;成栋(通讯作者),男,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管理信息系统,北京 100872;梁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通过收集近5年79家央企领导人及其下属283家上市公司2869名新聘董事的相关信息,对央企领导的背景特征如何影响董事选聘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央企领导和新董事具有明显的政治特质与经济特质的二元性特征;央企领导的背景特征会影响新董事的特质,但不同背景特征对新董事政治特质和经济特质影响强度并不一致;同为央企领导,董事长与CEO的背景特征对董事特质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央企上市公司所在地的市场化进程水平在央企领导的背景特征与新董事政治特质之间起负向的调节作用,与新董事的经济特质之间起正向的调节作用。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8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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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会的构成、决议和行为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新董事的选聘。因此,董事选聘一直是公司治理领域的重要议题之一[1]。这一议题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企业在选择董事时具有什么样的偏好?企业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偏好?在现代公司制度下,不持股或少持股的管理者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企业的资产配置权和人事选拔权,因此,许多研究者以公司管理者的背景特征为切入点,探讨不同特质的管理者对新董事的选择具有哪些偏好。已有研究证实,企业领导的偏好确实会影响董事选拔[2]。

      自2003年中央和地方各级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后,我国国企进一步推进了董事会建设。据本研究所收集的资料显示,在2014年的113家央企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企业完成了董事会改制并拥有上市子公司,这一实践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但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国有企业董事会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董事会建设、外部治理环境、董事会结构特征、独立董事的作用以及董事个人的政治联系、社会资本等方面。与国企领导的背景特征相关的研究则集中在领导特征与企业融资偏好、企业绩效、内部控制、创新效率等方面。鲜有研究涉及国企董事会新董事的选拔,而国有企业领导的背景特征会对新董事选聘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现有研究中尚属空白。

      因此,本研究希望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回顾和梳理,探讨在国有企业情境下企业领导和董事的特殊属性,并结合高层梯队理论,解释在国有企业中领导的背景特征会如何影响企业对新董事的选择。具体而言,本文期望在研究中回答以下问题:第一,国有企业的领导和董事与一般产权企业的领导与董事相比,具有哪些特殊性;第二,国有企业领导的背景特征将会如何影响企业在选聘新董事时的偏好;第三,国有企业中不同职位的领导,在选聘新董事时的偏好是否一致;第四,企业的外部治理环境能否作为一种有效的制度补充,影响国有企业领导偏好对新董事的选择。

      二、研究对象选择及其制度背景分析

      本研究以大型央企为研究对象,收集了2010年至2014年有关央企领导和其上市公司中新董事的相关信息。之所以选择央企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因为央企直接受到中央国资委的监管,政治级别较高,国有企业的色彩更浓;另一方面是因为相比于地方国企,央企的各项制度相对健全,所能查找到的数据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央企当前所面临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是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大方向由“行政型”治理向“经济型”治理过渡,并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将处于两种治理类型并存的阶段[3],从而使得国有企业同时面临着来自市场竞争和政治力量的双重压力。在国有企业中,无论是董事还是领导,其特质都呈现出回应双重压力所带来的二元性。

      (一)央企董事特质的二元性分析

      企业新选聘的董事应当满足当前竞争环境与公司发展对资源、技能等方面的需求。同时,新董事的选择过程不可避免地还会受到如领导偏好等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并不是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单一目标的完全理性过程[4]。国有企业选聘董事的过程与一般产权性质的企业并无二致[5],但由于国有企业产权的最终所有人为政府而非自然人,对董事的要求与一般企业有所不同,董事选拔过程中的非经济影响因素更是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

      这种差异体现在对国有企业董事性质的分类上。一般产权性质的企业在划分董事类型时,通常会按照其来源将不同的董事划分为内部董事或外部董事,而在国有企业中,通常按照是否由政府任命将董事划分为“政治型”董事与“经济型”董事。其中,政治型董事是指由国资委从政府部门选调或任命的董事以及企业党组成员兼任董事,而经济型董事则是指企业从管理层中选拔的董事或是从外部市场聘任的具有专业背景和管理经验的外部董事[6]。出于对市场竞争和政治力量双重压力的回应,国有企业对这两类董事的期望并不一致,政治型董事的主要职责是回应国有企业所承受的政治力量压力,保证国有企业对国家政策的响应和对社会公共使命的重视。而经济型董事的主要职责则是回应国有企业所面临的市场压力,保证国有企业的业绩和盈利增长。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政治型董事和经济型董事都有存在的必要。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政治型董事和经济型董事并不是彼此对立的,政治型董事会关注国有企业的经济绩效,经济型董事也会考虑到自身所服务企业的性质,而不是片面地强调经济发展。但现有研究在说明国有企业董事对双重压力的回应时,基本上是根据董事的任命方式,将国有企业中的董事划分为政治型和经济型两种类型,并将属于某一类型的董事作为同质化群体来对待,忽略了同一类型董事内部存在的差异。例如,同为独立董事,有政府任职经历的退休官员与知名学者,明显具有不同的思维和决策方式,将他们作为同一种董事对待,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7]。

      因此,本研究认为在研究国有企业董事特质的二元性时,应当从董事个人特质的微观层面而非分类标准入手,归纳影响董事行为动机的特质,并将这些特质归类在“政治特质”和“经济特质”的分析框架下,具体而言,董事的政治特质指向对国企社会性使命的认同和对领导行政命令的服从,而经济特质则指向对公司盈利目标的追求。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认为“政治特质”和“经济特质”是可以同时存在于单个董事身上的不同特质,但每个董事在程度上有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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