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化酬赏机制与新学术主义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添辉,台湾台南人,郑州大学教育学系特聘教授,台湾教育社会学学会前会长,研究方向为教育社会学、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河南 郑州 450001

原文出处: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波助澜下,公共管理主义被视为诊治公部门效能不彰的万灵丹,因为其效能要求契合集体利益之社会期望,因而取得市民社会的支持,继而转变为强力的社会论述,以驱动政府进行高等教育革新。然而,批评者却认为,此种表现力思维强化大学的科层性,并削弱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其商业逻辑使大学文化转向功利主义。本文指出,这些批评陷落于结构主义的预设立场,致使未能深究为何公共管理主义能如此兴盛。绩效主义开启学术取向的结构脉络,此种脉络的制度化酬赏原则强化个人化的成就动机,进而汇流成集体化的学术主义,因而削弱科层体制中私心与权威结合的保守文化,继而提升组织效能。此种新学术主义彰显出,公共管理主义的效能法则赢得大学内部的支持,因而强化其社会论述的影响力。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17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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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7)02-0057-09

      执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面临财政包袱的压力,因为其大政府思维的社会福利政策累积可观的国家债务,70年代初期的石油危机不但加剧此种财政危机,更击垮许多社会大众对此种路线的信心。这种情境提供新自由主义扩张地盘的空间,并在80年代初期取得政治领域的正统性,因为美国总统里根以及英国首相撒切尔积极执行其要点,诸如解除管制、国有企业私有化、弱化政府职能等。这两位国际级领袖并连手向国际社会输出此概念,透过国际经贸机构的宣传,新自由主义转变为新的世界潮流,进而大幅推升全球化规模。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维是自由市场逻辑,亦即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产生淘汰的筛选法则,借此提升效能并确保服务质量,此种效能对整体社会带来正面效益,基于这种公众利益,政府应运作其权威,排除阻碍自由市场的障碍。其中公共服务被视为斲伤自由市场的元凶,因为其专卖制度构成强大保护壳,欠缺竞争对手的情境使公部门转向因循苟且的保守文化,所以应以解除管制的方式将之私有化。无法私有化的公共部门则须进行组织改造,企业主义的绩效原则被视为诊治专卖权缺失的良方,这种以私人企业经营法则改善公部门成效的模式称为公共管理主义或是新管理主义。由于新自由主义已成为新的世界观,因此公共管理主义的效能诉求亦快速取得影响力,其作用建立于借由效能改革以确保社会整体利益,这种联结产生强力的社会论述,迫使许多社国家采取公共管理主义的教育改革,以重整公立高等教育机构。

      学界对此却有许多负面评价,因为效能取向的绩效原则将高等教育机构推向更为科层化模式,致使产生明确的上下从属关系,将教师束缚于僵化的条规管理模式,致使大幅剥夺教师的专业自主权。效能取向使行政管理阶层关注利润原则,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往往被认定是创造利润的基础,这种市场导向使大学转向就业本位的职业主义。另一特征是主动联结企业资源,因而迫使研究服务于资本利益,此种工厂化取向明显损及大学的自主性。尽管公共管理主义产生这些负面影响,但是上述批评却忽略为何公共管理主义能如此盛行。本文据以指出,上述批评采取结构主义的路径,因而产生预设立场的缺失,致使忽略能动性的作用,评鉴制度创造出新的结构规则,亦即差异化的学术卓越性提供能动性的实践渠道,并发展成新学术主义的文化,差异化的卓越效应足以强化个人成就动机,并确保学术成就的出类拔萃之群体荣耀,进而推升新学术主义的集体效应。其作用足以破除专卖权构成的保守主义,并提升组织运作成效,因而效能本位的公共管理主义能催生大学的新学术主义,它具备激励成员成就动机以及重建组织文化之双重作用,这些正面效益进而维持前述社会论述的正当性,因而赢得外部社会大众以及内部大学教师的支持,这些是公共管理主义成为盛行思维的成因。

      二、公共管理主义与效能诉求的社会论述

      公共管理主义源自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凯恩斯主义有关,凯恩斯有鉴于20世纪30年代欧洲经济大萧条对广大人民产生极大的冲击,因而提出大政府理论,亦即政府不能放任自由市场的运作,应积极介入,诸如采取增加公共建设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等策略,开创就业机会以及增进社会福利,以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并确保社会公平与凝聚力。①此种社会福利路线却逐渐拖垮国家财政,连带影响经济动能,显然,政治人物急于从中脱困。1971与1973的石油危机带来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财政雪上加霜的情境更加重社会大众对大政府路线的质疑,这提供新自由主义扩张影响力的空间。在80年代初期,新自由主义取得政治领域的正统性,因为里根当选美国总统(任期1981-1989),他以效能之名积极推动新自由主义的概念,诸如减税、缩小社会服务、弱化政府职能、解除管制、民营化等,其目的在于扩张自由市场的影响力。②英国首相撒切尔(任期1979-1991)从1981年起明显转向新自由主义的阵营,③经常公开抨击社会福利政策,并指称社会阶级仅是学术用语,与当前的社会脱节。④这两位世界领袖携手对国际社会输出新自由主义的理念,以扩大国际贸易量。由于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乐见全球化的扩张,因而世界体系是经由资本利益而产生融合与扩张,其中的主导者是美国,以攫取更大的资本利益。⑤此种关联性显示,美国扮演跨国公司的角色,积极向国际社会推销新自由主义的效益。⑥里根政府的策略是重组国际经贸组织,任命以华尔街人士为这些机构的高阶主管,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这些国际经贸组织自此从凯恩斯路线转向新自由主义。⑦成功对外输出新自由主义的另一可能成因是往强势靠拢的社会文化,财富往往被视为个人能力的产物,因而富裕者便取得卓越的荣耀,进而成为社会成员仰慕甚至仿效的对象。⑧美国为当前的世界超级强国,自然取得卓越的尊荣地位,因而成为许多国家的仿效对象,具体而言,其政策往往被视为最佳选择。广为许多国家采纳的赤字预算以及国债便是源自美国⑨,又如美国大学管理的模式往往成为许多国家的研究对象甚至是学习典范⑩。此种仿效心理强化美国的霸权地位以及上述国际机构的推销作用,所以新自由主义得以转变为新的国际观,进而快速推升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发展。

      新的国际观或是国际潮流意指新的价值观,这不仅使更多人接纳其假定,并使他们成为主动的实践者。这就如福柯所言的社会论述,其作用是将特定思想建构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价值观的教化作用使个体将之内化,并成为自身对外的世界观,由于价值观驱动行为,因此当事者成为自治化的实践者,他不再是质疑者或挑战者,而是被教化成主动实践上述价值观的柔顺个体。(11)由于正统价值观具备教化作用,足以塑造个体的心灵,以产生特定行为,因而社会论述等同于统治技术,(12)如此,社会论述便是以排除异己的方式,取得自身的主流或是正统地位,进而达到支配之目的。(13)显然,里根政府的策略契合此种社会论述的特性,当新自由主义成为新的国际潮流时,其哲学观便取得广大国际社会成员的支持,因而快速扩张全球化的地盘。新自由主义认定自由市场的竞争机能足以提升效能以及确保服务质量(14),此种市场逻辑与效能结合后,便产生如同涂尔干所言的集体之作用,亦即内化的道德规范成为非契约化的契约,如此道德取得众人认可的权威,赋予社会成员履行其社会责任。换句话说,经由主动认可发展出集体意识,因而融合社会成员思维于共同路径上,背离者形同是社会的破坏者,并成为谴责甚至制裁的对象。(15)毕竟社会运作须着重效能,因为影响大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所以新自由主义的效能观契合社会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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