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538/j.cnki.jsufe.2017.01.006 一、引言 众所周知，保持持续的创新投入是企业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源泉，那么哪些因素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投入?传统的研究视角包括宏观层面的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张信东等，2014；江希和和王水娟，2015；陈玲和杨文辉，2016)行业层面的市场结构、FDI(张信东等，2012；李强，2016)以及公司层面的公司规模、公司治理(张信东和姜小丽，2008；张信东和薛艳梅，2010；Zhang和He，2013)等方面。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合理解释了不同企业之间创新投入存在差异的原因。但对于那些基本面类似的企业或管理者变更前后的同一家企业之间出现的创新投入差异现象，已有的传统理论无法给出合理解释。自从1984年Hambrick和Mason提出“高层梯队理论”以来，学者们纷纷开始关注管理者特质对企业决策的影响，认为由于管理者性别、年龄、学历、教育背景和信仰等个人特征存在差异而导致其行为存在偏差，从而进一步影响企业决策(Weisbach，1988；Bertrand和Schoar，2003；Frank和Goyal，2007；Cronqvist等，2012)。然而，用类似性别、年龄、学历等这些显性的特征来判断管理者的行为偏差过于笼统，还需要挖掘更深层次的特征。Priem等(1999)曾提出在影响管理者决策的众多特征中，最本质的是管理者的心理因素和认知。诸多的实证研究也证明管理者的心理偏差对企业决策的影响非常显著(Becker，1992；Bertrand和Schoar，2003；Hirshleifer等，2012)。因此，我们拟通过分析管理者的心理偏差来解释企业创新投入。 而过度自信是人类心理学实验中最稳定的发现(Gervais等，2007)，且受到了极大关注。早期研究一致认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投资不足或者过度投资，影响企业价值(Malmendier和Tate，2005a、2005b、2008)。那么，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发展如此不利，为何企业还会雇佣过度自信的管理者?Galasso和Simcoe(2011)首次通过职业生涯关注模型证明CEO过度自信有利于增加专利产出，这才解释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之谜，同时也打开了研究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关系的阀门。随后，学者们高度关注CEO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得出了类似的结论(Hirshleifer等，2012；Lüdtke和Lüthje，2012；Herz等，2014；Chang等，2015)。但目前大多数研究是通过国外发达国家数据进行验证，来自中国的研究证据还很不足，孔东民等(2015)、于长宏和原毅军(2015)以及易靖韬等(2015)等开始关注中国企业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创新的影响，并分别将科研人员对“自由探索”的热爱程度、股权集中度和股价同步性、企业规模和负债异质性设为调节条件深入研究，但已有研究仅关注管理者的内在因素即个人品质，少有文献考虑到管理者的外在因素即早年经历等，我们将对此做一尝试。 Elder等(1991)认为早年的重大经历对一个人的影响最为深远。比如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人们会对外部资本市场失去信任(Graham和Narasimhan，1998；Schoar，2007；Malmendier和Nagel，2011)，有过从军经历的人们往往喜欢冒险且比较激进(Elder和Clipp，1989；Elder等，1991)。Becker(1992)也认为每个人并非白纸一张，而是带着幼儿时代有限经历的印记。这些经历将通过形成习惯、嗜好和传统来潜移默化地影响青少年和成年后的偏好和选择。那么管理者在进行企业创新决策中是否也受到早年经历的影响?早年经历的影响是否还会制约其个人品质对决策的影响?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学术界少有涉足。而诸如之前学者们所研究过的财务经历、参军经历等，有可能存在着管理者自选择问题。对此，我们将选取不受人为控制和选择，且冲击力度较大的事件来研究，而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①正属于这类事件。已有研究证实有过饥荒经历的人会有很高的储蓄倾向(程令国和张晔，2011)，且不愿意选择自主经营(汪小圈等，2015)，同时会选择比较保守的债务政策(赵民伟和晏艳阳，2015)，因此经历饥荒的人普遍会表现出谨慎、保守和厌恶风险等心理特征。然而，考虑到创新投入是一种高风险、高挑战性的活动，这样有过饥荒经历的管理者对这种活动的投资可能会更加谨慎。因此本文不仅关注管理者个人品质，而且关注其早年饥荒经历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综上所述，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和早年饥荒经历所造成的心理偏差是影响企业创新的两个新证据，这二者究竟孰轻孰重?我们预计管理者过度自信会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而早年有过饥荒经历的管理者会抑制创新投入，那么一个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不会因为早年有过饥荒经历而导致其激进的行为受到限制?或者在那些有过早年饥荒经历的管理者中，过度自信的管理者是否还会在创新投入上表现得比较积极?鉴于CEO是企业最高级的管理者，且拥有最终的决策权，决定着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企业CEO。同时，由于我国企业存在明显的异质性，无论在行业特征、所有制结构还是公司治理约束机制上都存在差异，所以在考虑企业异质性的基础上探究其影响。 二、文献回顾 自从1986年Roll在他开创性的论文里首次提出了管理者“自以为是假说”②，分析了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对企业并购行为的影响以来，激发了学者们对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决策关系研究的热情。Malmendier和Tate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首次通过CEO期权持有情况及媒体报道构建CEO过度自信指标，得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从事一些降低价值的并购活动，进行过度投资，对公司造成负面影响(Malmendier和Tate，2005a、2005b、2008)。Heaton(2002)也认为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往往会过度投资或者投资不足，这样只会降低公司价值。既然过度自信的CEO对公司发展不利，为何公司还会雇佣过度自信的CEO?Galasso和Simcoe(2011)首次回答了这个问题，得出过度自信的CEO通过提升创新能力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首篇关注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文献。随后Hirshleifer等(2012)验证了过度自信的CEO会进行更多的创新投资，产出更多的专利，且在创新型行业中更显著。Lüdtke和Lüthje(2012)将研究对象从CEO扩展到了发明人和业务决策者，认为这些人的过度自信会高估创新项目成功的概率，从而促进创新产出。Herz等(2014)又将过度自信类型进行了细分后得出，过分乐观型过度自信推动创新活动，判断型过度自信阻碍创新活动。Chang等(2015)从创新战略平衡角度提出CEO过度自信会导致企业创新战略平衡失调。易靖韬等(2015)考虑到企业异质性问题，提出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会因为企业规模和负债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孔东民等(2015)考虑到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和股价同步性问题，认为当企业股权集中度和股价同步性提高时，CEO过度自信与企业创新的相关性会显著降低。于长宏和原毅军(2015)通过构建博弈模型，提出科研人员对“自由探索”的热爱程度会影响二者之间的关系。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创新投入和产出角度展开研究；二是将研究对象从CEO等管理者扩展到个体；三是细化不同类型，即对创新类型细化和对过度自信类型细化；四是考虑企业异质性等。虽然相关研究不断深入，但是，一方面已有文献对中国数据的研究还十分有限，另一方面研究的扩展主要是深入企业层面，缺少结合管理者经历方面的研究。考虑到不仅仅一个人的品质(内在因素)会影响决策的制定，重大经历(外在因素)也会影响其决策，因此，我们将结合CEO早年经历，进一步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