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16)2-0082-08 一、问题提出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的有效途径，人力资本越强，个体的劳动生产率也越高，越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已有的许多研究也已证明个体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收益率越高，越有可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同时教育有利于促进代际流动，使原本出身于贫穷人家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到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李实和丁赛，2003[1]；郭丛斌和丁小浩，2005[2])。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供需均衡的条件下，提高受教育程度，追求更高层次学历，可以使个体获得更多的就业竞争优势。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高校毕业生劳动力供给迅速增加，大学生就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仅仅维持在70％左右，也就是说，每年有接近三成的大学生不能及时就业。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求职者不得不通过进一步提高受教育程度，获得更高的学历来赢得竞争优势。同时，许多用人单位和企业也在不断提高雇佣标准，许多本来只需要本科生或更低学历的工作岗位，现在则需要硕士生或更高学历。伴随而来的是，大学生的就业收益不断下降，就业期望不断降低。西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规模快速扩张也引发了相似的问题，Freeman(1976)将这种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学历与工作岗位错配的现象称为“过度教育”(overeducation)[3]。在中国，自1999年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学历膨胀、文凭贬值的现象也引起了越来越广泛的讨论，甚至出现了“读书无用论”的声音。那么，教育是否已经丧失了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功能？是否不应该再继续投资教育了呢？与此同时，本科毕业生报考研究生的热情却并未明显消退，2015年全国报考研究生招生入学考试的总人数仍然高达164.9万人。既然文凭的功能正在逐渐削弱，又是什么原因驱使许多大学生仍然孜孜不倦地追求更高学历呢？ 过度教育现象是个体实际受教育程度高于工作所需受教育程度的结果，特别是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下，若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就会导致劳动力资源分配的无效率，造成劳动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与充分就业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个体就会在就业中处于劣势，从而影响其就业和对工作的满意程度。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中，用人单位和企业往往用学历来当作个体人力资本强弱的信号，如果高学历层次的个体不能充分就业，就会向下错配，与更低学历层次的个体展开竞争，挤占更低学历层次个体的岗位域。因此，在高等教育扩招的大背景下，特别是用人单位不断提高用人标准和门槛的情况下，接受过度教育的个体虽然不能充分就业，但与更低学历的个体相比，是否能在竞争中更具比较优势？鉴于此，本文利用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对大学生的就业状况进行分析，探讨过度教育问题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带来的影响。 二、理论综述及研究假设 过度教育是指个体本身的受教育程度高于其工作所需的受教育程度，是个体学历和岗位要求不匹配的一种现象[4]。文东茅和蓝劲松(2000)是较早将西方过度教育研究介绍到中国的学者，他们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西方过度教育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结论，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对过度教育的研究来分析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和大学生就业问题[5]。 在对过度教育的研究中，过度教育对个体收入的影响一直是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在众多关于过度教育收入效应的研究中，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表明，接受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个体的收入，但与适度教育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收益率更低。因此，虽然过度教育个体的收入效应低于与其学历相同的求职者，但与其他学历层次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能给他们带来比较优势，因此收入也更高(武向荣，2007[6]；范皑皑2012[7])。对于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大学生来说，就业起薪是大学生择业的重要标准，许多研究也表明人力资本越强的大学生就业起薪也更高(岳昌君等，2004[8]；闵维方等，2006[9])。即使进入了就业岗位，过度教育所产生的比较优势也有利于大学生找到起薪更高的工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过度教育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但与同一学历层次的个体相比，过度教育的机会成本更高，会带来一定的收入损失。 同时，劳动力市场分割是劳动力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国内外许多的研究都验证了本国存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Nicholas and Doneringer，1973[10]；郭丛斌，2004[11])。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个体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工作更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也更多：次要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个体的收入更低，工作更加不稳定，培训和晋升机会也更少。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中，户籍制度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深刻地影响和塑造着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李骏和顾燕峰(2011)的研究发现，拥有本地户口更容易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和垄断部门，在收入上也更有优势[12]。因此，能否解决户口一直以来是毕业生十分关心的问题，也直接影响着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 目前关于影响大学生户口解决因素的研究相对较少。郭丛斌和丁小浩(2005)的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劳动者，其跨越行业代际效应，进入高收益行业的可能性就越大[13]。马丽萍和岳昌君(2010)的研究也发现高校毕业生存在主、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流，硕士和博士几乎全部流入主要劳动力市场，本科和专科生则有相当比例流入次要劳动力市场[14]。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主要劳动力市场主要集中在政府和国有企业等“体制内”单位，这些单位往往拥有更多的户口指标，更有利于高校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郭茜和孙文凯(2015)对清华大学毕业生的调查研究发现，清华的绝大部分毕业生进入了政府、国企和事业单位等“体制内”单位，虽然进入“体制内”单位不能给毕业生带来更多收入，但是解决户口的比例也更高[15]。综上所述，个体很有可能会为了解决户口问题接受更多的教育，甚至发生过度教育。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接受过度教育客观上有利于提高大学毕业生解决户口问题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