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32.4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6)01-0014-08 高考加分政策自1950年实行，至今已有60余年的历史。高考加分项目也由最初以补偿性为主的几项发展到200多项，尽管在社会舆论的呼吁下，加分项目从2014年开始瘦身，但仍有近百项之多。繁多的加分项目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方便，导致加分乱象丛生，腐败滋生，因而高考加分政策备受诟病。如果说高考是考生在考场内进行的实力对决，高考加分则是考生家长在考场外进行的社会资本的较量。既然除了考试之外还可以加分，而且加的幅度还不小，一般可以加20分，个别的还可以加50分，于是家长无所不用其极，有钱的用钱买，有权的动用关系，加分几近异化为场外舞弊。① 获得加分的人数众多，2010年重庆、北京和河北省获得加分的人数分别为3.37万、1.08万、5.83万人，占该地高考报名总人数的比例分别为17.19％、13.33％、11.59％。在重庆等地，平均每5个考生中几乎就有一个获取加分。[1]据粗略估算，2010年全国获得加分的人数达五六十万人之多，那么这些获得加分的学生究竟是什么人呢？ 高考加分就是通过额外的加分把一部分人送入高校或者送入优质的高校。不论高考加分政策制定的初衷如何，关键都要看哪些人是此政策的受益者。即其是为弱势群体提供了更多进入高校的机会，还是为强势群体子女开辟了进入高校的第二条通道？是为弱势群体子女提供了不利求学条件下的教育救助，还是给强势群体提供了社会资本运作的机会？谁因此政策而得以进入高校特别是进入了优质的高校？ 已有的研究主要探讨高考加分政策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建议，从理论上指出其对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影响，由于数据搜集较为困难，缺乏有数据支撑的实证研究。为此，本研究基于对全国高校的抽样调查，通过数据呈现高考加分政策受益群体的真实状况。 一、研究设计 1.研究思路 本研究的调查数据来源于笔者所在课题组于2012年在全国高校展开的有关“高等教育公平”的抽样调查，该调查选取了全国东、中、西部共22所高校的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学校包括重点高校、普通高校、高职高专三个层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885份，回收有效问卷6580份，回收率为95.6％。数据采用SPSS11.5进行统计分析。样本中获得高考加分的有1334人，占总样本的20.3％，其中男女生性别占比分别为56.1％和43.9％。 本研究主要通过翔实的数据呈现高考加分政策的获益者是哪些人，来自哪些家庭，即探讨家庭背景和高考加分的关系。家庭背景主要通过父母的职业、职务、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来考查。在当代中国，尽管女性的社会地位在新中国成立后大为提高，但男性对家庭的社会地位、经济来源等还是具有关键性的影响，因此，本研究用父亲的职业、职务和文化程度来代表父母的状况。 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阶层分化日益明晰。职业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性区分，不同职业的人，其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受教育状况、权力拥有状况等都不同，一个人的职业基本上决定了其所处的社会阶层。目前得到广泛认同的社会分层学说是陆学艺等提出的十大阶层划分，即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把社会成员分为十大阶层，由高到低依次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业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本研究采用这一分类，但考虑到商业服务业人员和产业工人在资源拥有状况、收入、社会声望等方面的相近性，同时也为了便于研究，把二者合而为一，统称为工人阶层。目前的大多数研究用父母职业来呈现家庭背景状况，但这只是较为近似的呈现。为了更具体地呈现家庭权力、文化、经济状况，本研究还加入了父母职务、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经济状况。 作为高考制度的一部分，高考加分政策的首要社会价值是公平。为此，本研究将探讨高考加分对高考的公平性有何影响，即看其是使各个社会阶层的子女进入大学的机会更公平还是相反。 2.理论基础及其修正 本研究主要采用资本理论进行阐释，同时针对中国社会状况对相关理论进行修正，以适合本研究。“资本”原来是经济学的词汇，舒尔茨最先提出人力资本概念，这一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领域，其内涵也不断延伸。布尔迪厄等人提出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等概念，布尔迪厄认为，社会世界是一部资本积累的历史，资本表现为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权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第二，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第三，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义务(“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面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某种高贵头衔的形式被制度化的。[2]从这个分类可以看到，资本最终指向的是经济，不管是文化资本、经济资本还是社会资本，最终都转化成金钱——经济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