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进程加快以及国内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新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日趋活跃。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量从9宗增加至272宗，并购规模从17.76亿美元增加至569亿美元，分别增长了29倍和31倍，海外并购地区已经从非洲、东南亚拓宽至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但由于受政治制度、文化差异、东道国经济水平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着失败率高、回报率低等诸多挑战，海外并购失败率高达67%，远高于世界平均50%的水平，TCL集团收购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出现巨额亏损，上海汽车收购双龙汽车后引发工会罢工并最终破产等。因此，研究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并定量分析各因素的影响程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学者已对跨国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相关研究。Deepak和George(1995)研究发现，并购企业的相对规模和并购企业的并购次数对上市企业并购绩效具有显著负向影响。Coeurdacier和De Santis(2009)认为，东道国的治理力度对于并购绩效有促进作用，当东道国治理力度较大、制度较为完善时，企业的并购绩效能够得到显著提升。Buckley(2012)认为，在其他因素一致或相似的情况下，法律的完善程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购绩效。阎大颖(2009)认为，东道国管制制度越严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差；东道国规范制度约束越小，跨国并购后的绩效越好。林源(2009)认为，利率、汇率、整合风险均影响并购绩效，并提出应适当构建海外并购的风险管控体系的建议。杜群阳和徐臻(2010)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得出财务因素、成本因素和政治因素等均可能引起并购绩效的变化。杨波和魏馨(2013)认为，中国企业缺少海外并购经验易造成并购绩效的下降。田海峰、黄祎和孙广生(2015)认为，东道国的经济自由化程度与并购绩效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某一特定因素，且大多为定性分析，缺少多维度的定量分析。本文将选取东道国GDP增速、并购双方所在国清廉程度差异、并购双方所在国文化差异、并购企业是否有国有成分以及是否拥有并购经验等指标，以2000年至2014年发生海外并购的46家中国企业为研究样本，运用事件评价法和最小二乘法，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量化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二、指标选取 (一)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并购绩效，这里将用反常收益率指标来表示。指标的计算过程为：首先，计算出在并购发生之前一段时期内某企业股票的正常收益率；其次，计算在并购发生时期的超常收益率；最后，从超常收益率中剔除正常收益率，得到企业因并购事件而获得的反常收益率。 本文利用事件评价法来衡量企业的并购绩效。根据市场有效理论，并购事件的发生会对并购企业的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本文通过对比并购发生前后的企业股票收益率，得出并购事件对企业的具体影响，即并购绩效。 具体思路是：第一，明确事件、事件期、清洁期和窗口期。本文中事件是指经筛选之后的2000年至2014年中国企业并购事件，事件期即并购企业宣告并购当日；清洁期，又称正常期，指事件期之前股票价格不受并购事件影响的时期；窗口期，又称反常期，指事件期前后，股票价格受到并购事件影响而不正常波动的时期。第二，设定具体参数。本文选择并购事件发生的当日为t[，0]。本文选择(-135，-15)为清洁期，清洁期为120天可以较准确地估计股票的正常收益率和同时期的市场收益率，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非并购事件引起的不正常波动和周期性波动。考虑到股票价格变动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滞性，本文选择事件期的前后15天，即(-15，+15)作为窗口期，窗口期时期不宜过长，否则无法准确评估该时期股票价格的变动是否单纯由并购事件引起。第三，构造反常收益率指标。利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构造函数，通过一系列运算可以得出反常收益率即并购绩效，以此来确定海外并购是否创造了价值，若反常收益率＞0，则并购绩效为正，企业海外并购绩效提升；若反常收益率＜0，则并购绩效为负，企业海外并购绩效下降。本文在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时，使用反常收益率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样本数据。 (二)解释变量 本文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选取相关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在现有文献中，已经证实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均对企业的并购绩效有较大影响，但鲜有学者全面探究这三个因素对于并购绩效的影响。因此，在宏观方面，本文选取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对并购绩效的影响进行研究，并相对应地选取东道国GDP增速、并购双方所在国清廉程度差异和并购双方所在国文化差异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在微观方面，本文选取中国企业是否具有海外并购经验和中国企业是否具有国有成分作为解释变量。具体如下： 1、东道国GDP增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