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800(2015)-03-005-09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共同治理，对于提高学校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具有深远的意义。 一、共同治理是大学管理创新的关键 高等教育的发展涉及两个重要方面，即人才培养，高深知识。人才培养、高深知识探索的无限性，决定了大学发展的无限性，大学水平的提高永无止境。这是因为，首先，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高等教育无疑也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但高等教育所培养的人直接面向社会，既要有高的素质，又要有适应和超越社会的创新、创业的专业能力。社会在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在不断发展，人也在不断发展，因而大学的人才培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大学发展是无限的。其次，“高深性”也是高等教育的本质特征之一，正如蔡元培所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所教授的知识是高深知识，所培养的是掌握高深知识的人才，所研究的更是高深知识。离开高深知识，高等教育便无法进行。[1](2-8)高深知识正是“处于已知与未知之间的交界处”的知识，需要不断进行探索。从高深知识的角度看，大学发展是无限的，大学水平的提高是无止境的。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高水平大学发展，大体有两种模式、路径。一种是“学术积累”，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巴黎大学，等等，经过几百年在人才培养、高深知识探索中发展学术，逐步成为高水平大学；另一种是“管理创新”，如英国的沃里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等，通过管理创新，推进学术发展，短短几十年进入了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现代大学发展，更应该重视管理创新。这是因为，现代大学已从社会的边缘进入社会的中心，规模大大扩展。大学已由小规模的、选拔性的、关系松散的团体发展成为具有重大社会经济意义的巨型系统。面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大学管理面临很多新情况、新问题：(1)社会变化节奏越来越快，未来将不再是过去的重演。在农业经济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速度十分缓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未来往往是过去的重复。进入工业经济社会，特别是知识经济社会，科技、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大大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加快，必然影响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化速度的加快。(2)组织规模越来越大。从社会生产来看，从个体单个行业，到手工作坊的工场，到企业，到大型企业，再到跨国公司，规模越来越大，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需要。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大学的规模也同样在发展，从在校学生人数看，从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个别大学达几十万人。管理几百上千人的大学和管理几万人的大学是完全不一样的。(3)社会活动越来越复杂。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的功能不断扩展，从教学，到教学、科研，再到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多。(4)竞争越来越激烈。随着大众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强，高等教育、高等学校在生源、声誉、经费、师资等方面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学校的声誉高、师资水平高、学生就业好，生源就好，学校就能生存并且发展。(5)管理决策所带来的社会影响越来越大。在现代社会，学校的管理决策，不仅影响校内，而且影响整个社会。由于大众化，上大学的人数越来越多，今后，从国家领导人、各层次负责人、学术骨干、技术骨干至社会上的各种管理人员、公务人员等，绝大多数都将是大学毕业生。现在学生的质量，将关系国家民族的未来，关系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而，现代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目标、多任务的大型组织，其应对多目标和多重任务的方式是不断深入的专业化分工。结果大学变成了一个专业领域广泛、组织结构复杂的大型组织，突出的特点是大学在单纯学术机构的基础上形成庞大的行政系统，大学行政管理具有了必要性和合法性。[2](25)由此可见，现代大学的管理创新十分重要。 管理创新从哪里开始?管理创新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突出强调了国家治理。《决定》还特别指出，要“完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2014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与师生座谈时指出：“全国高等学校要走在教育改革前列，紧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加快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学校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当好教育改革排头兵。”[3](175)笔者认为，加强大学的治理，特别是实现共同治理，是其管理创新的关键。 二、大学共同治理的内涵和意义 治理是在批判以统治为特征的传统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顺应了社会公共管理及组织管理日益复杂、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的诉求日益高涨的社会需要，“治理观如今已经成为主要政治领导人非常重视的一个理论参考依据。”[4](16)治理这一概念提出比较早，但学术界一般认为，获得广泛应用是1989年世界银行在其报告中首次提出“治理危机”并在1992年发表题为《治理与发展》年度报告后，先被诸如经合组织、联合国开发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高度认同，继而在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等管理领域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获得广泛运用。治理具有如下特征：“治理不只是居高临下、自上而下的权力运行过程，其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和共享管理；治理具有整体性和框架性，是组织之间及其成员相互依存的关系结构；治理是在公共目标支配下的强调效率的管理活动。”[5](16)治理，一般从企业开始，到政府，再到学校。大学治理一般定义为，大学内外利益相关者参与学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由此可见，大学治理有内部治理与外部治理之分，治理结构和治理过程之别；大学治理的关键是决策。 怎么理解共同治理?笔者认为，治理本身即包含了共同治理之意，之所以提出共同治理，意义在于特别强调治理的“共同性”、“民主性”。在大学，共同治理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但是最早明确提出并实施大学共同治理的是美国。 1966年AAUP(美国大学教授联合会)、ACE(美国教育理事会)和AGB(大学董事会协会)联合颁布了《学校和大学治理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将“共同治理”定义为，“基于教师和行政部门双方特长的权力和决策的责任分工，以代表教师和行政人员共同工作的承诺”，并用两条原则来规定“共同治理”，即“大学组织重大事情的决策既需要首创能力，也需要全体人员的参与；大学各组成群体在决策中的地位有所不同，谁对具体事务负有首要责任，谁就最有发言权”[6]从上述定义和规定可以看出，共同治理是大学董事会、行政管理部门、教师、学生等大学各类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大学治理。同时，强调两个“优先”：首创优先，即共同治理需要全体人员参与，但要有分工合作，行政人员、学术人员、学生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首责优先，即大学各个群体在决策中都负有责任，但谁对某项事务负有首要责任，则其具有优先发言权，对事务更大的决定权。《联合声明》还明确了大学各利益相关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力分配及共同治理实现途径。《联合声明》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首先，提出了管理民主化的思想，它是在教师以及教师联盟组织的努力下形成的，它把学者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大学教师不仅拥有了参与决定教育和研究事务的权利，而且更普遍地涉足教育政策，如制度目标、规划、预算、选举管理者。其次，共同治理虽然造成了传统治理结构的松动，但实际上却维系了大学科层管理垂直体系上的整体特性。[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