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高考政策变迁的价值分析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涛(1983- ),男,河北保定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教育史、文化变迁与中国教育改革研究;廖其发(1952- ),男,四川三台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当代中国教育改革研究(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现代教育管理

内容提要:

新中国高考政策变迁的历程蕴含了一定的价值倾向,总体上是从政治价值取向到经济价值取向,最终回归到以教育的价值和人的价值为中心的全面价值取向。今后高考政策应该坚持以本体价值为核心的全面价值取向,程序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建立高考政策的评价机构和制度,以推进高考政策高效运行。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12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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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65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12)08-0060-06

       高考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是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工具。“高考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既受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制约,又能动地促进和推动社会的发展。”[1]所以,高考政策是各主体利益和价值诉求博弈的结果,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均体现出一定的价值倾向,“价值与意义因此成为教育政策活动的基本要素,并往往对教育政策活动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反思新中国高考政策的变迁历程,厘清政策所反映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价值与经济价值并重:统一高考制度的初创(1949-195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校延续了单独招生。之后,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最终建立了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制度。1952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标志着高考制度的建立。

       (一)向工农开门:建国初高考政策的政治价值取向

       新中国的教育为消灭剥削压迫、维持社会公正服务,其高考政策的政治价值取向明显。“作为统治阶级来说,切实掌握教育的领导权和主办权,提高本阶级的文化地位,始终是稳固其统治、维护其利益的重要事情”[3],高考政策倾向于工农群众是历史的必然。此时期的高考政策,在招考方针、工农速成中学、优先录取、政治审查等方面体现了工农倾向,这有利于巩固国家的统一。

       新中国建立伊始,当时教育部长马叙伦就宣布“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以工农为主体,应该特别着重于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们的中学校和大学校,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4]。1950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出台了一系列工农取向的高考政策。1950年,政务院签发《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加分、优先录取、保送免试入学等政策,体现了“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如工农青年、革命干部可以免考外国语,青年工人、工农成分的干部考试成绩虽稍差,可从宽录取或优先录取,“各高等学校招生,在录取名额中对曾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工农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及产业工人,应使其达到一定的比例”[5]。然而对工农学生并没有采取直接入学的办法,而是在达到一定考试成绩要求的基础上优先录取,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学生的质量。工农群众第一次最广泛的拥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以罗尔斯的机会均等原则和差别原则衡量,“教育为工农服务”的政策符合社会正义。此外,此时大量招收工农成分的青年入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高中毕业生无法满足高校招生的需求。

       另外,教育部对考生也提出了相应的政治要求。1953年高教部指出,凡发现有下列情况者不准报考:“现被管制的分子;反革命分子和现行破坏活动分子;确因反革命以及品质极端恶劣而被国家企业、机关、部队或高等学校清洗或者开除的分子。”[6]这说明国家比较重视考生的革命立场和道德品行,对考生的出身并没有明确的要求。而到1955年,除以上情况外,规定下列人员均不录取:“目前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五方面反革命分子;政治历史复杂、很难弄清而有可疑材料者;直系亲属被我处死而本人坚持反动立场者。”[7]对于品行有问题的考生,国家允许其“悔改”、接受“教育改造”,对考生道德品行的要求相对宽松。而对考生革命立场的要求较高,“复杂”、“可疑”者不予录取。直到1957年,政治审查标准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认为学生中有一些思想反动的分子,要求“对今年招收的学生在政治条件上应当有更高的要求”[8]。此时期的政治审查比较客观公正,并没有限制出身不好的学生,也没有刻意照顾工农学生,而是完全出于巩固革命政权,保证高校不受破坏的考虑。

       此外,旧中国国弱民贫的状况急需扭转,人们普遍渴望国家的统一与强大,“这种普遍存在的观念,对建国后包括大学招生在内、在许多方面实行中央集权制度有着深刻的影响。”[9]反过来,高考制度又加强了统一国家的观念,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二)百废待兴:建国初高考政策的经济价值取向

       经济建设需求大量人才,人民政府需要大量合格的政治人才和干部,人民政府接收了各类高等学校并逐步完成院系调整。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部多次强调,高等学校应“培养国家建设所急切需要的各类人才”[10],“高等学校招生,直接关系到国家培养各类建设干部的数量和质量”[11]。高考政策的“经济价值”凸显,从历年招生专业比例可初见端倪(见表1)。

      

       “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重点发展重工业,对工科人才的需求较大。同时教育部也有意扭转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偏文轻理的倾向。此外各级政府也急需大量的干部,各级教育也在加速发展,需要大量教师填补进来。国家忧虑工农群众的医疗卫生状况,急需培养医务人员。因此,高等学校招生的重点在理工、师范和医药科,相应的此三科每年的招生数均排在前列。国家对财经、政法、文科等不特别重视,这为以后高校重理轻文问题埋下了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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