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境理论化:基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探讨

作者简介:
蓝海林(1959- ),男,广东大埔人,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为企业战略管理,E-mail:bmhllan@scut.edu.cn;宋铁波,曾萍,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0

原文出处:
管理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企业管理学科的发展经历了“情境钝感”、“情境敏感”和“情境效应”三个阶段,情境理论化成为基于管理实践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为了有效推进情境理论化的研究,应该从环境、组织与人的交互作用和动态演化来理解企业所处的情境特点。在此基础上,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研究为例,分析了情境理论化的两个途径和四个方面的能力要求;提出以市场分割性为对象,研究市场分割性的情境效应,应该是实现中国情境理论化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12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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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企业管理理论基本上是在引进、消化、应用西方企业管理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对中国情境认识的逐渐深化决定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与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的对话,决定着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认识到重大理论创新,无论是引进性还是探索性理论创新,首先要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其次应该以情境理论化为前提。于是,如何嵌入到中国情境中加强中国管理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互动,以及怎样才能基于中国企业管理实践实现重大管理理论创新,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重点[1~3]。本文以分析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科的演化为切入点,以基于实践需要的理论与情境互动为主线,分析“情境”的概念和情境理论化的方法,探讨基于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进行理论创新的路径与方法。

      1 历史回顾:从“情境钝感”、“情境敏感”到“情境效应”

      在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发展的最初阶段,从事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引进和推广的学者们注意到了中外情境的差异,但并没有将这种情境差异转化为理论创新的动机。究其原因:一是这些学者还不完全了解理论与情境的关系,认为所引进的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和技术是情境钝感的,可以普适地运用于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二是他们将中国情境差异看成是一种“怪异”,没有认识到中国情境差异的合理性和长期性。在西方战略管理理论与中国情境的互动中,前者占据了绝对权威和主导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并没有致力于对引进理论进行情境敏感性分析和应用性创新,而是期待随后的经济改革可以逐步消除这些阻碍普适性理论应用于中国实践的所谓“情境差异”。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国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与西方存在显著情境差异的合理性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国外学者对于中国情境差异的认知由消极逐渐转变为积极,从被动承认其合理性逐渐转变为主动揭示其独特性;国内学者对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引进、消化则开始从不平等转变到平等,从海外化逐渐转变为本土化,从注重应用性创新逐渐转变到追求探索性创新。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企业战略管理理论具有情境敏感性,进而开始探索中国情境的差异及其对于西方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影响,从而推动了中国的管理理论的发展。回顾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科的发展历史,可以清楚地发现,只有在中国被确认为是一个转型经济国家或者新兴市场国家之后,国内外学者才开始承认中国情境差异的合理性,并开始探索这种情境差异对于企业战略管理理论的影响。

      随着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实践的深入发展,一些学者研究发现,单纯的情境敏感性并不能很好地解释当前中国企业的战略行为,中国独特的情境不仅调节了一些关键战略要素对企业战略行为的影响程度与方向,甚至完全改变了影响企业战略行为的关键要素。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提出以“情境效应”取代“情境敏感”,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与发展管理的中国理论。在开始通过探索性研究去创建管理的中国理论之前,中国企业战略管理学者必须做好情境理论化的工作,打开“情境效应”的黑箱,包括:什么是情境,其结构与维度如何?中国情境的独特性何在?即中国企业所处的情境究竟在什么方面独特于一般经济转型国家或者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这些独特性能否用理论解释并获得实证支持;这些独特性究竟对指导中国企业战略管理行为具有什么实质性作用。

      2 情境结构:环境、组织和人的互动

      无论是基于情境效应对情境理论化以构建管理的中国理论,或者基于情境敏感性将理论情境化来发展中国的管理理论,都需要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所嵌入的情境进行界定和解构。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企业所嵌入的情境究竟是什么?从现有文献的研究来看,针对不同问题或采取不同研究视角的学者可能对“情境”的构成存在着不同的看法。CHENG[4]提出,所谓情境嵌入的研究是将组织所处的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因素作为预测变量的研究,将情境作为外在于企业的各种环境因素。WHITLEY[5]从各个国家商业系统的特点、相关制度的特性以及商业企业特点3个方面比较和概括不同类型资本主义商业系统的特点,他对情境的界定包括了环境与企业的互动。

      WEBER[6]主张,国家情境包括物质体系和理念体系的组合,以及由这一组合所影响的国家制度。在此基础上,CHILD[7]对于构成国家情境的具体要素做进一步规定:①物质体系,即经济上或技术上的动态性物质力量,这些力量倾向于促进效率导向的规则或者编码化知识的产生。从构成物质体系的要素来看,经济性力量涉及商业资产所有权、市场、关系、资本,而技术性力量则涉及信息和沟通技术运用程度、运输设施的发展等。②理念体系,它通过持有并宣扬实质价值观或者“实质理性”而产生作用。理论体系所关心的是人们所依附社会组织的价值观念和其中发生的过程,涉及文化价值和理性(包括权威、身份、性别、关系、冒险)、宗教价值(包括道德与诚实,教育与工作中的性别参与、财富)、政治价值(包括国家控制、收入和财产分配、私有、国际主义)等内容。总之,CHILD认为,企业所嵌入的情境不仅指企业所处国家的各种物质或者技术的条件,更主要是指企业所处国家的各种制度和文化特点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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