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13X(2011)09-0030-08 中国近代处在一个急剧变化的阶段，大学精神的发展也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范围和深层次的中西文化交汇，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时代有这么多的仁人志士参与中国大学精神的创造，从未有任何时代中国大学精神发生如此大幅度的发展和如此全面深刻的变化。多重因素在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发生作用，辛亥革命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一、政体变更焕发出新的大学精神 辛亥革命终结了宗法皇权专制，封建帝制不存在了。“革命成功，民国建立，一方面结束(满清)二百余年的异族统治，一方面也改变了传统牢不可破的专制政体；从此中华民国的国民，均是国家的主人翁，可说已为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奠立良好的基础。”[1](P170) 蔡元培1912年初就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反对清末学部所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倡导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育，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2](P7)；而“对于世界观教育，主张讲授哲学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他提出的美育，认为美感是普遍性的，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的，可以破生死厉害的顾忌”，蔡氏所主张的“世界观教育”当是弘扬大学精神的点睛之举，恰恰这一点因为时人“以陈义过高而未纳入”民国教育宗旨[3]。 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政体的一次变革，也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一次更新。长期皇权统治之下，不少做学问的人习惯了颂圣。而革命之后，做学问的人，不要求再“忠君”了，这是一次深层的精神变更。孙中山当时倡导“民生主义”，但受了千年思想禁锢的学人们一下子还难以转过弯子，虽有人颂扬革命，却难以将做学问的宗旨转向为民众服务，大多数学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价值追求由“忠君”转向“报国”或“爱国”，直到1936年，陶行知才明确提出“大学之道……在止于人民之幸福”[4](P64)的主张。 1912年5月，蔡元培到参议院宣布自己的政见，在谈到教育方针时他提出高等教育“务养成学术神圣之风习”[5](P585)，从而确立了学术神圣的准则。接着他主张教育独立，指出：“中国古书说：‘一年之计树谷；十年之计树木；百年之计树人。’可见教育的成效，不是一时能达到的。政党不能[长期]掌握政权，往往不出数年，便要更迭。若把教育权也交给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因此他认为“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5](P585)。 大学教师要探索未知的道理，即不能用已知的知识限制师生，因此必须坚持学术自由，允许不同的学派发展和争鸣。蔡元培将大学称为“网罗众家之学府”，应允许相互对立的学派自由发展，“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6](P451-452)而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在一个问题上只有一种正确的观点，其他观点都是错误的，而且必须加以肃清。 辛亥革命对新的大学精神焕发的主要作用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学人的权力空间大大增加。辛亥革命是一次破皇权立民权的运动，社会的权力结构纵向差距缩小，随着民权的提升，学人的权利也得到相应的提升，学人精神发挥与表达便有了更大的空间。唐文治在1911年提出“愿学堂之于科举，要以尚实为宗旨，使人人趋重实学……而不宜固之以虚荣”[7]。为了使学生免受“学而优则仕”的旧教育思想影响，他常常勉励学生，要以“求实学、务实业为鹄的”，“造就学成致用，振兴中国实业”的专门人才，并在校歌中倡导“实心实力求实学，实心实力务实业”[8](P68)。 二是追寻民主、共和宪政成为学人的可以公开表达的声音，湖北汉川人向岩1912年12月以“神州大布衣”之名自荐担任民国大总统，自认为比孙、袁皆强，公开批评在任大总统，并公布其纲领，反映了当时民主气氛、民权的张扬；陶行知以《共和精义》作为他在金陵大学的学位论文也表明了这一点。 三是约法的观念在大学中的影响逐渐扩大，在革命前的武汉即诞生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两千多年以来第一部以民众为主体的临时宪法，是中华民族开始走向共和、民主的关键一步，此前北洋大学也订立章程，但整个社会对大学章程的意识淡薄，约法观念对后来《大学令》的产生有一定影响。 二、《大学令》确立大学新的宗旨和体制 对中国大学学人来说，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个体与整体精神变化都是显著的，直接导致这种变化的是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其中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9](P647) 尽管此前中国已经有了近代大学，但“新的法规显示两个特色：一是清末大学中‘经学’一科取消，一是新制大学以文、理两科为主干；前者可以说是观念的改变，后者则是措施的进步。关于前者，清末变法维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是一个奉行不渝的基本原则，故几次有关大学教育设施的学堂章程中，都把‘经学’一科列为各科之首；如今将经学一科取消，大学由八科变为七科，在观念上不能说不是一大改变。……至于以文、理两科为大学各科的基础，反映出当时的大学把学术研究作为工作的中心，把实际应用训练视为附带的任务，则是理论上必然的结果。因为文理两科是纯学术的，其他各科均带有实用的价值”。[1](P179)它表明中国大学学人精神从整体上超脱出“中体西用”的精神制限，转向以研究高深学术为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