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11)03-0002-16 一、导言 作为交通方式改善、通讯技术进步以及媒体形式增长和多样化的结果，时间与空间的缩小催生了多种形式的全球化，要求以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式应对复杂、多样的社会(Giddens，1990；Held，1990，1991，1995)。传统的组织社会的观念以及制度的角色与功能，可能不再符合不断变化的和日益全球化的当代社会生活的现实(Castells，1997；Touraine，1988)。大学通常被视为知识经济或新知识经济中的核心组织，在帮助个人、团体、社区、社会在快节奏的全球环境中胜出时扮演着非常显著的角色(Peters & Besley，2006；Rhoads & Torres，2006a，2006b；Slaughter & Leslie，1997；Slaughter & Rhoades，2004)。事实上，因为大学的角色是生产、管理并应用知识，所以人们认为大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处于核心地位的重要社会机构。 全球化给大学以及居于其中的行动者带来了新的环境和复杂过程(Rhoads & Liu，2009)。为了全面理解当代大学的潜力，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那些“主力队员”如何与多种多样的、与全球化相连的力量和事件互动。考虑到学生和教职员作为两个特殊群体经常面临各种各样的、交杂在大学生活环境中的全球性力量，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其学术生活中与全球问题和事件相关的复杂性。 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学术公民身份(academic citizenship)，考察贯穿于大学内学生和教职员的学术生活的与基本的权利和责任相关的各种独特的决策和行动路线(action line)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换言之，大学生活为学生和教授们带来了一种特殊的情况，他们对此情况做出的反应可以被解释为公民身份的本质构成形式。在此过程中，教师与学生接受、设想、行使与其相关的特定权利与义务，应对以从地方到国家再到区域和全球的一系列从属于不同地理空间的问题。我们相信，这种形式的学术公民身份的内容和本质将会揭示很多当代社会生活中的机遇和挑战。另外，理解作为学术公民的学生和教职员，也有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代大学和它在日益复杂多样之社会中的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将呈现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四所大学的案例研究发现，这四所大学包括：位于中国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简称GDUFS)、位于美国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简称UCLA)、位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University of Buenos Aires，简称UBA)以及位于匈牙利的中欧大学(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简称CEU)。这些机构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研究目标所决定的，我们希望探明世界不同区域和大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如何以其独特的方式交互影响，因而它们是全球参与的大学的重要代表。本研究聚焦于学生和教职员如何以其学术公民身份应对并参与全球性力量对大学的作用。面对强大的全球力量时，学生和教职员并非无助的受害者，相反，在本研究中他们被定义为重要的社会行动者，努力塑造着他们所在的大学并间接影响更广泛的社会。 这四所学校的选择也考虑了其所在国家和城市的地缘位置，以及背后蕴含的一个或多个由全球化的影响而在复杂关系中引起的核心问题。GDUFS和广州市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世界参与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开放，GDUFS的例子可帮助我们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日益增长的力量及其对大学、学生、教职员的深远影响。相对而言，UCLA和洛杉矶存在于一个典型的国际化学术交流与大规模移民的背景中，展示了文化全球化日益加剧和美国作为全球文化影响重要源头的相关问题。UBA和布宜诺斯艾利斯使人想起不断增长的南北分裂和在南半球国家越来越反对的由强大国家主导的霸权主义的全球化，以及他们所建立的全球机构。转向欧盟的CEU和匈牙利则帮助我们审视区域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出现的方式，以及那些边缘或半边缘国家面临世界日益由中心国家的命令与决策所形塑的挣扎。这些案例作为一个整体，凸显了由增长的全球化力量、尤其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影响所催生的复杂和新兴的学术公民身份的形式。 二、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化 全世界大多数大学都有自己明确的使命，尽管他们也必须适应变化的环境，以免沦入角色迷失或竞争失败的境地。当然，全球化创造了新的环境，要求多数大学调整自己的战略，尤其是那些追求世界级地位的一流大学。当我们考虑大学和它们所处的不断变化的环境时，关于教职工职业活动的问题便具有特别的意义。很多教师通过对大学使命的解读来理解自己的学术事业，从而组织他们的学术工作和生活。不论大学和机构的使命有什么不同，教职员的工作都是一所大学完成其目标的必不可少的要素。学术公民身份就是研究教师创造性贡献的一种视角。 本文关于教职员的学术公民身份的概念建立在一系列关于重新定义学术的意义与实践的重要著作之上。这些著作的一个重要源流植根于欧内斯特·博耶于1990年撰写的具有开创性的著作——《重思学术》。回应对于教师与社会相脱离的批评——譬如德里克·博克的《超越象牙塔》(1982)和《大学及美国的未来》(1990)，博耶提出了教授工作的一个新的方向： 我们相信，超越古老的“教学vs科研”的争论、给我们熟悉与可敬的“学术”以更加宽广和包容意义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此时代，全部学术工作都将获得合法性。当然，学问一词意味着从事原创性研究。但学者的工作也包含回顾已有的研究、寻找可能的关系、搭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有效地向学生传播知识。(p.16) 博耶之后，美国出现了一种关于教师工作的新认识，并开始影响理论和研究，使参与的学者和教师(在“参与式学术”的模型中)的概念更加明显(Boyer，1996；Colbeck & Wharton Michael，2006；Rice，2002；Ward，2003)。吉本斯等人在《知识生产的新模式》(Michael Gibbons，et a1.，1994)一书中也试图重塑对知识生产的理解。吉本斯指出知识生产的内容和形式正在急剧变化着，已经从模式Ⅰ转向模式Ⅱ，具体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