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1)04-0028-07 19世纪中叶，西方殖民者利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华民族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世纪60年代，由曾国藩、张之洞、左宗棠、李鸿章等晚清重臣倡导并兴起的洋务运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但由于官僚结构、政治体制等种种原因，最终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宣告失败。在洋务派人士“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之梦被击碎的同时，许多仁人志士仍然在不断探索救国之道，以期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马相伯就是其中之一。 一、马相伯的教育立国理想 1840年3月，马相伯诞生于江苏丹徒县一个世代虔诚的天主教家庭，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传统的熏陶。他在12岁那年独自乘船离开家乡，探访在上海的姐姐。上海的繁荣与发展开阔了他的视野，他要求留在上海并就读于天主教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创立于1540年、以教育著称的耶稣会(Jesuits)长久以来本着全人教育(All-round Education)的人文与科学理念，以系统和严格的学术标准来培养学生，使其成为全面发展、关怀他人、心怀世界的社会公民[1]。在徐汇公学学习期间，马相伯除了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经典文化之外，也广泛地涉猎了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哲学、神学、西方古典语言(拉丁、希腊文)以及其他现代语言(法文，英文，意大利文等)在内的人文科学。多年的学习使马相伯在学术、德行、人格等方面获得了良好的熏陶，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面对灾难重重的中华民族，马相伯也在不断寻求救国救民之道，不断思考自己未来人生的发展方向：是在世俗官场谋求一官半职，还是加入天主教耶稣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服务中华民族亿万同胞？在母亲的支持下，经过深思熟虑的马相伯于1862年加入天主教耶稣会，开始了他新的人生旅程。1869年，马相伯以优异的成绩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并被祝圣为神父。他被派往安徽和江苏一带进行传教以及开展社会服务工作。1871年，马相伯被派遣回徐汇公学，担任校长直至1873年。 从1874年起，马相伯同时担任徐汇公学校长兼耶稣会初学院导师，协助培育年轻的耶稣会士。作为徐汇公学的校长，他提倡学校的课程应包括中国古典文化以及西方先进的科学、哲学、语言等内容，培养具有综合知识、社会责任感以及良好道德的公民。马相伯认为，中国的富强与发展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与优秀的综合人才为基础。在徐汇公学工作期间，由于与法国耶稣会会士们在一些管理以及文化认同问题上存在着误解与分歧，马相伯于1876年离开了耶稣会，继续投身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以求振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他先后参与管理了由洋务派创办的重要军工企业——山东潍坊机械局和上海轮船招商局，之后还担任过中国驻日本使馆参赞以及驻神户、长崎领事，并在李鸿章的任命之下担任了朝鲜国王的顾问。遗憾的是，中国晚清时代的落后与政府的腐败无能使马相伯这样的国家栋梁之才无真正的用武之地。但是这位受过良好中西文化教育与熏陶的宗教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在一系列的挫折面前，并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依然满怀忧国忧民之心。他深知教育是关系到国家与民族未来发展的关键基础，于是选择了另外一条救国之道——以创办教育来建设发展国家。“教育乃立国立人之根本，国与国民，所以成立，所以存在，而不可一日或无者。”[2]1885年至1887年，马相伯出访欧美，这次的出访更坚定了他的信念：中国的现代化教育必须综合欧美的特色，像欧洲学府那样重视人文，也要仿效美国高校那样重视科学。[3] 二、耶稣会教育对马相伯高等教育理念的影响 谈及马相伯的教育以及办学理念，如果忽略了耶稣会教育对马相伯的陶冶与影响，则无法一窥他深邃的教育精神与理念。所以我们首先对耶稣会的教育特色作一个客观的剖析。 16世纪欧洲人文主义的复兴与马丁·路德的改革影响并改变了欧洲单一的文化与信仰模式，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话来讲，这是一种“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4]。因应时代和天主教会的需要，西班牙贵族出生的军人圣依纳爵·罗耀拉于1540年在法国巴黎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友人创立了耶稣会——迄今为止仍具很大影响的以教育为主的天主教修会之一。随着社会的需求越来越多，当时的欧洲君主和地方诸侯不但未肩负起教育公民的责任，反而更大程度地依靠当时的教会机构和修会来进行教育工作。事实上，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欧洲的教育几乎都是由教会团体以及修会来主导和发展的。[1]鉴于此，依纳爵及其同伴为了帮助公民接受教育，在耶稣会成立不久之后便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耶稣会本着服务的精神，除了向贵族及社会上层人士开放教育机构之外，也向普通家庭的孩子开放。在当时，许多国家和教廷政要都出自于耶稣会学校。启蒙运动的先驱伏尔泰、哲学大儒笛卡尔以及其他许多科学泰斗也都受到了耶稣会学校的栽培。 1599年，耶稣会发展出他们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计划(Ratio Studiorum)”，该计划系统地规定了耶稣会学校的目的与性质、课程设计、教学内容与方法、学校校长和教师在教学与管理中应当遵守的规则。“教学计划”旨在帮助促进学生心智、理智、知识和意识的平衡发展，强调并鼓励学生运用人文知识，提高批判性思维和创意能力，使学生在科学、伦理、人性、社会责任心等方面得到整合与发展。[1]耶稣会创立高等教育的主要因素是：(1)希望培育学生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2)在公共事务管理和服务方面作出贡献；(3)给予具有理性的人们以优美的、完善的品质；(4)高等教育要建立以天主为中心的观念，具有深度的信仰精神。因其在各地开办许多优秀的学校，耶稣会士们曾一度被誉为“欧洲的教师”。[5]按照耶稣会教学计划的安排，学生们在第一年需要系统地学习古典语言(拉丁语和希腊文)和文学，第二年则要学习系统的人文知识。例如，演讲、修辞和辩论都属于必修课。第三年则需要学习科学以及相关的哲学知识等。教学计划的目的除了以循序渐进的启发式方法帮助学生认识自我之外，还培养学生敏锐的思维以及分析和表达能力。在耶稣会教育传承中，除了涉及教学、研究等，其领域还延伸至天文、史地、语言、法律、医药、政治、戏剧、音乐、农业、文学、艺术等，并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服务”策略模式。耶稣会认为，科学可以培养和造就优秀的专业人才，而人文学习则帮助培养整合的人。缺少人文的学习和熏陶，其他的学习内容则只是一副没有血液和生命的躯干，而人文知识正是生命、动力与血液。[5]直至今天，该“教学计划”仍然是耶稣会教育传统的圭臬。但是，作为教会学校，耶稣会的教育理念积极提倡为学生提供信仰与灵修服务，虽然它也力图创造一种开放的学习和成长的环境，陪伴学生一起成长，使学生在知识、心灵、心理、人格、能力、社会责任感层面，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和延伸。[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