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的德性 德性既有本体论的内涵，又有伦理学上的意义。从本体论上看，德性泛指使事物达至完美与卓越的特性，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就是“一切德性，只要某物以它为德性，就不但要使这种东西状况良好，并且要给予它优秀的功能。”[1]从伦理学上看，德性具有属人性，被理解为具有道德意义的品格，比如正义、友爱、节制等。当代伦理学与道德教育比较关注具有属人性的道德品格，而较少关注德性的本体论意涵。实际上，单就人而言，德性也不是单个的德目或品格，它以人格为形态，表征的是整个的人。 本体论的德性不限于人，人之外的事物都有自己的德性。大学，作为人之外的事物，当然有自己的德性。同时，大学作为“人的组合体”，[2]又具有属人性的道德品格。如果说人格是人的德性表征的话，大学之道则是大学德性的表征，即“人有‘格’，大学有‘道’”。 那么，如何理解大学的德性呢？或者说，大学的德性是什么呢？如果用一句话来简括大学的德性的话，“独善其身”这四个字最为贴切。独善其身，首先要解决的是“何为其身”，即大学是什么的问题。从中世纪诞生之初的“师生共同体”，到近代的探究高深学问的“象牙塔”，再到现代的“大众服务站”、“智力城”，大学历经沧桑、容颜变幻，但万变不离其宗，否则大学就不再是大学了。什么是大学之“宗”呢？第一，大学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大学是中世纪的产物，而中世纪的大学是没有校舍和固定地点的。但那只是大学的“童年”，成长起来的大学首先意味着一个特殊的“地方”或“场域”。大学是一个“地方”、一个“场域”，标明大学在社会中，但与社会不是无边界的，而是有边界的、赫然独立的。这个特殊的地方有着与周遭世界不同的行事方式和生活风格，推崇自由、自主和开放。自由是学术上的，自主是管理上的，而开放则是存在方式上的。第二，在大学这个独立的“地方”主要做两件事，即培养人与发现、传承知识。雅斯贝尔斯认为有“三件事”是大学必须做的，即职业训练、人的教化和科学研究，[3]而弗莱克斯纳则认为大学要做“四件事”，即保存知识和观念、解释知识和观念、追求真理、训练学生以继承事业。[4]“三件事”也好，“四件事”也罢，归拢起来实际就是两类事情，一类与教育人、培养人有关，一类与知识活动过程有关。当然，这“两件事”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血脉相连、融为一体的，培育人同时也是知识活动，知识活动也在培养人。第三，在大学这个独立的地方做上述两件事的不是单个的人，而是师生共同体。大学之所以产生，之所以有存在的必要，就在于师生过着共同的知识生活，需要进行思想的交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斯贝尔斯指出，“大学的最初含义——教师与学生的共同体——与它作为所有学科的统一体的含义是同等重要的。……这个理念要求应该有交流存在，不仅要有不同学科层次上的交流，而且要有不同个人层次上的交流。”[5] “独善其身”的“善”有两重含义，一是自身的完满与卓越；二是伦理上的善。第一重含义切合了德性的本体论要义，就是要使大学状况良好，功能得到最大发挥。对照大学之“宗”，大学如果能够在上述三个方面，即保持独立、做好教育人和知识活动、建构好师生共同体，那就是获得并实现了第一重意义上的德性。大学在伦理上的善，要求大学在完善自身和从事其它活动时不仅遵循道德命令、讲究道德，还要以促进道德价值进步为目的。也就是说，大学不仅要遵循道德要求，不能超然于一般的道德要求之上，还要为社会其它部门做出表率，为道德价值的进步做出不同一般的贡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鲁贝克认为“学院和大学应该表现出远远超过最低道德要求的道德敏感性，因为高深的学问使这些机构具有较为敏锐的洞察社会不平等的能力。”[6]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存在，大学有自己的道德角色定位——社会的精神与道德高地、社会的心智良心。大学德性的这两重含义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融为一体的。一方面，大学如果能够实现自身的完满与卓越，即做好培养人和发现、传承知识的活动，本身就是善的，就是对道德价值的贡献；另一方面，大学如果能够实现伦理上的善，也是对自身完满与卓越的一种保证。 之所以要“‘独’善其身”，不是说大学要社会其它部分隔绝，躲到“深山老林”中去独自修行，而是指大学德性的获得与实现有自己独特的规律。第一，历史地看，大学诞生于与社会的区分。也就是说，大学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卓然不群的，“独”乃本色。之所以如此，大学从诞生那一天起，总是生活在政治与经济的拉力之中，一不小心，就可能变色。如果大学与社会其它部门的区分度越来越小，越来越相似，那大学离灭亡也就不远了。第二，大学保持自身特性，做好自己的“两件事”，本身就是德性的获得与实现。第三，大学要服务于其栖身的社会，但不是用改变自身的方式去服务，而是用完善自身、做好分内事的方式去服务。第四，即使社会的其它部分出现了道德滑坡、道德衰退，大学也应该独自坚守道德高地的角色定位，不能随波逐流。 大学德性的载体既包括制度化的大学机构，也包括在这一机构下生活的师生，或者说，大学的德性既体现于大学制度之中，也体现在大学的师生身上。大学科学研究、教学、学术训练与交流都是在一个制度架构之内完成的，大学制度如果能促进大学实现本身的完满与卓越，以崇高的价值为制度运行的核心价值，并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运作，本身就是对大学德性的实现。雅斯贝尔斯认为“一所大学的性格是它们的教授们所决定的”，同时又认为“大学生活对学生的仰仗并不少于教授”。[7]可以说，大学的德性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教授和学生承载并决定的，我们可以从一所大学的师生群体的道德风貌窥探该大学的德性状况。当然，大学德性的两种载体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超个人的制度之中有人的因素，个人的品性之中有制度的投影。虽然有错位现象存在，但多数情况下，两种载体的德性状况大体上是一致的，即制度德性与师生群体的整体德性要么都处在较佳的状态，要么都处在较差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