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学反思与发展思路

作 者:
罗珉 

作者简介:
罗珉,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成都 610074)

原文出处:
管理学报

内容提要:

从某种意义上说,反思是管理理论发展的推动力之一。回顾中国管理学的发展历程,寻找其发展路径与规律,对中国管理学的自主创新有重大意义。为此,对中国管理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总结性回顾,并对发展中国管理学的现实问题优先和管理学中国学派建立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期刊代号:F31
分类名称:企业管理研究
复印期号:200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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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管理学已经具备了进入自主创新发展阶段的条件与环境。探讨“中国式管理”、“中国特色的管理”和“管理学中国学派”的意义已经跨越了今天的现实需求,正在成为未来中国特色管理学的发展方向。这一方向不仅是要解决管理理论与管理实务相脱节和适应市场经济体系下组织的经营和管理问题,更长远的意义在于中国管理学对国际管理学发展所具有的划时代的作用。

      1 传统中国本土管理学带有“苏联管理模式”的特征

      我国建国初期全盘引进“苏联管理模式”,对我国管理学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的确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苏联管理模式”明显地与我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因而必须对其进行修正。在毛主席发表《论十大关系》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度希望用“鞍钢宪法”等对“苏联管理模式”加以改造,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但由于多种原因并没有完全实现这一初衷。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企业管理模式在保留“苏联管理模式”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作为制度前提的条件下,在“苏联管理模式”的生产技术系统维度基础上,增加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2个维度,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模式,即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委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两参一改三结合”[1]。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一直为这一管理模式感到骄傲和自豪,以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管理优越性的体现。这种自负使我们拒绝了西方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拉大了我国管理与西方管理的差距。

      不可否认,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遵循的是以经典理论的教条阐释和机械搬用,以强调维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关系为主的“苏联管理模式”,明显带有“生产关系阐释学”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管理学的主要特点如下:

      (1)在指导思想上,这一体系仅仅局限于对一些经典理论的教条阐释和机械搬用,严重脱离实际,排斥西方管理学的科学成分,仅仅注重管理二重性中的特殊性,而不愿接受共性,将西方管理学中合理组织生产力的内容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盲目地加以排斥。这种状况使中国管理学的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2)在研究方法上,过分强调抽象研究方法,否定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理论范式,实证研究被看不起,谁搞了实证研究就被斥之为眼睛向下,只抓芝麻不抓西瓜。

      (3)在管理的实务上,只讲空洞无味的大道理,过分强调和夸大人的精神力量和集体主义,否定个人物质利益。其结果是造成中国管理学理论形态的单一性和封闭性,没有学术争鸣和创新来激发理论活力。

      (4)在理论与管理实践的结合方面,理论得不到管理实践的有力支撑,与实践严重脱节的中国管理学理论走进了自己精心构筑的象牙塔,成为一种抽象研究方法制造出来的逻辑精品。

      (5)在推动管理学发展的学术环境方面,缺少民主的学术自由意识和自由的学术氛围,意识形态浓烈的“斗争哲学”和“无限上纲上线”造成管理学研究学术氛围的紧张气氛,管理学理论难以在客观、科学和冷静的层次上展开学术争鸣和发展提高。

      我国管理学的这种先天不足是有多方面原因的:①中国的社会、历史、经济的演进过程,没有形成管理学赖以产生的社会人文环境;②在我国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对封建主义的糟粕并没有进行彻底的批判,人们意识中还或多或少地带有封建主义的观念;③苏联教科书范式一输入中国,正好与中国知识界重考据、阐释的传统合拍,必然形成轻理论体系创新和实证研究的局面。可以说,传统中国管理学更多的是在抽象思维中构造出来的“社会生产关系维度”的逻辑精品,是一个基于乌托邦理论状态上的产物。

      历史已经表明,“苏联管理模式”对我国管理学发展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必须对其进行扬弃,必须进行管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变革才能从根本上加以改变。有些学者已经认识到,发展中国管理学必须从西方管理学理论、中国文化传统和马克思主义理论这3个来源上寻求结合点[2]。

      2 西方管理学对中国管理学变革的影响

      西方管理学的学科基模体系(disciplinary matrices)引入我国是在20世纪80年代,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意义:这就是中国管理学现代化的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说,管理现代化以至今天的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中国管理学发展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变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管理学面临的是一个“古今中外”管理理论碰撞的复杂局面。与西方“内源的管理现代化问题”(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不同,中国管理学的现代化过程,是一种“外源或外诱的管理现代化问题”(management 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即中国管理学界受西方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影响而引起的学术思想和学科的变革,进而推动管理实践的变革。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中国管理学现代化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一种“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即跟踪模仿西方管理学的理论是管理学发展的主流,而中国管理学界自己的内部创新反而居于次要地位。直到今天,大量的西方管理学理论和教材被引进,管理思想的传播使人看到了西方管理学在中国的市场。今天流行于世的以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为基础的管理原则的形成,正是20世纪初以来泰罗“科学管理”进行全球扩张的产物,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所谓“自然化”是指西方现代管理理论的准则已经内化为世界各国管理学界接受的常识性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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