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围之下的大学

——当代学术领域中的信任和责任制

作者简介:
帕特里克·贝尔特,阿兰·希普曼,英   帕特里克·贝尔特(Patrick Baert),英国剑桥大学Selwyn学院研究员,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社会学系高级讲师。主要著作有《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20世纪的社会理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中译本)以及《社会科学哲学:走向实用主义》;   阿兰·希普曼(Alan Shipman),英国剑桥大学社会与政治科学学院讲师。

原文出处:
大学·研究与评价

内容提要:

本文探索发生在欧洲高等教育中的变革:从洪堡的大学理念转变为在准市场压力下操作的大学模式。虽然促进了大学中的责任制,但是,与大学的资助制度和相关“使命”上的变化相联系的这种发展,是与传统信任机制的被侵蚀联系在一起的。本文主要从英国的经验出发,这种经验现已在国际上得到延伸和拓展,思考目前可能存在于英国和欧洲大学中的制度变革和问题的教训。


期刊代号:G4
分类名称:高等教育
复印期号:2007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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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164(2007)02-0066-11

      正如设计者所希望的和反对者所担心的,1992年欧盟市场的统一掀起了进一步进行整合行动的浪潮。实现欧盟在其他方面统一的压力很快就形成了,因为害怕其他方面持续的多样性也许会破坏共同的经济空间。随后采取统一欧洲制订规章的政体、社会政策和文化实践的行动,被批评者们看作是认可自由市场吞没其支持性的社会结构的趋势。① 但是,市场对在市场之外发展和存在的基础结构的需求,似乎越来越成为欧洲在教育和技术领域中的行动过程中的敏感话题。②

      欧洲高等教育区(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在1998年的索尔邦宣言(Sorbonne Declaration)中还没有确定,而一年以后在博洛尼亚却被29个国家所认可,它微妙地平衡了这两种趋势。欧洲高等教育区按年代和术语来讲是从欧洲经济区沿袭而来的,在它的章程中相互承认两个教育层次(本科生和研究生)上的学分和标准,对欧洲经济区关于劳动和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的跨边界自由流动的共同规则作出了响应。虽然欧洲统一市场是倾向于通过更集中于核心的专业领域和追求专业领域中的利润来提高企业效率,但是,欧洲高等教育区认可甚至寻求传播学术机构中内部的多样性,这种模式好像是要各个国家制定他们自己的教育议事日程,而不是从目前的最强者那里“输入”高等教育,这与统一的产品市场模式形成对照,在统一的产品市场模式中相比较而言的弱势会导致放弃生产而选择进口。

      私营企业的雇员已习惯于工作环境经常性的改变。当经济不景气来临时,他们许多人对工作的新的“重构”感到轻松。而对学术界人士,工作条件的改变传统上已成为一个更加缓慢因而更不明显的过程。专业人员职业的改变是因为新的方法、框架和思想,而不是因为外面产生的压力。

      因此,毫不奇怪,大学如果像私营企业那样来管理可能会获利的建议,已在学术界敲起了警钟。但是,高等教育无法逃避这样一种越来越强烈的信念,即公共服务的“购买方”和“供应方”都能够从服从于商业规则中获利。虽然从经济角度呼吁“缩减政府开支”的要求主要在政治权利上获得好处,但是,同样可以在布莱尔和克林顿的“新左派”那里看到从管理角度呼吁“增加政府开支”的主张。私营管理方法可以通过更好的决策和激发劳动力的动机,在某一给定的输入量之内,提高公共服务输出的数量和质量。

      本文的论据主要来自英国的个案,尤其是历史悠久的、以研究为基础的英国大学。但是,其他国家的发展情况也是如此,诸如,澳大利亚、奥地利、丹麦、加拿大、德国、希腊、新西兰和瑞士。从英国的个案中可以获知很多,因为英国大学20年的变化预示着包含在索尔邦协议和博洛尼亚协议中的许多变化。

      一、洪堡式的大学受到挑战

      处在危机之中的是洪堡式的大学理念遭到侵蚀,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19世纪。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洪堡式的”,是因为德国人文主义者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年)写了有关其大学理想的著作,他的思想预见到了19世纪到20世纪大学的发展,并且把握到了我们想讨论的问题的实质。在其理想类型的形态中,洪堡的概念把大学描述为一种由自我管理的专业人员所组成的团体,由其自身负责,自行监督。讲师和教授们作为自由知识分子而起作用,据说可以摆脱阶级和其他利益的束缚,以一种权威的、批判的声音来说话和写作。这些学者对体现在某一具体的学科和传统中的职业身份有着一种稳定的意识。在学术界和外部世界之间存在着一种清晰的界限,后者受市场力量的影响,而前者对这些机制具有免疫力。大学与外部环境的区分,与把神圣和世俗区别开来相类似,并有直接联系。学者的知识活动据说有其自身的价值,因为这些活动指向社会的核心理想,诸如教化或自我教化。这些学术上的努力也许会给社会提供有实际意义的副产品,但是,准确地讲,那种副产品的出现是不可预期的。不要期望洪堡式的教授会创造直接的、可看得见实际价值的知识。

      大学与经济理论和企业研究所强调的组织的“最好实践”的区别是很明显的。作为一种组织,大学会打破经济学者所提出的有效企业组织的许多规则。大学不是选择一个专门领域,而是把各专业学科广泛的交叉和融合作为其发展和力量的源泉。它们不是局限于一个“核心能力”,而是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即教学和科研。教学和科研虽然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作用,但它们对大学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需求是对抗性的,这就迫使大学配置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学术生产者来为完全不同的购买者和赞助者服务。尽管多数大学有其强势和弱势,而且科研和教学的评估活动使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明显,但是,大学的产品涵盖了广泛的学科。

      以下这些顾客——中途辍学者、成人学生和上进修课程的管理人员,对教学的基本要求与对研究的要求几乎没有相似之处,研究的“购买者”通常是机构而不是个人。研究的“购买者”分为两种不同类型:一是国家,传统上讲是为所谓公共的善提供“纯”研究,二是私营企业,它更关心能够产生商业回报的“应用性”研究。同样,教学的产品表现为以下三个不同的层次——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每个层次以不同的客户为目标,而博士生这个层次常常与研究的产品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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